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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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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五代 新样文殊菩萨图与供养人画像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6、剑灵刺客武器
（采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图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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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中现存有四身于阗国王像，分别见于莫高窟第98、454、4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与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莫高窟第55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底层很可能也存有被表层壁画覆盖的于阗国王供养像[1]。这些于阗国王供养像均为头戴冕冠，身着衮服的形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的画像，此像在各种论著中经常被提及，史苇湘[2]、施萍亭[3]等先生都对其作过专门的介绍。 除了供养人画像中的于阗国王像以外，在敦煌新样文殊图像中也经常出现于阗国王像。荣新江先生认为五代宋初敦煌新样文殊和五台山信仰的流行，与敦煌、于阗和中原王朝之间持续不断的文化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敦煌的新样文殊应来自中原的五台山而不是于阗[4]。孙修身先生与孙晓岗先生都对敦煌新样文殊图像遗存情况作过介绍和研究[5]。沙武田先生对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国王图像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包括莫高窟第98、4、454窟与榆林窟第4窟的四身供养人画像与莫高窟第220窟等洞窟新样文殊图中的于阗国王像等，简述了这些图像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了于阗画像的宗教象征意义和邈真写真特性，分析了此类画像在洞窟中的性质与意义[6]。他在考察了P.4049“新样文殊”白描画稿的基础上,对“新样文殊”的基本绘画特征以及画稿与壁画、绢画、版画等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并就敦煌“新样文殊”变相进行了再考察,最后就P.4049“新样文殊”画稿的图像来源等问题作了讨论[7]。姜莉认为新样文殊的粉本应绘制于敦煌本地，新样文殊依旧是由旧样文殊变中的骑狮文殊和驭者转化而来的，最初依据的经典还是《华严经》，反映文殊、普贤赴会听法的内容，只是在五台山文殊信仰兴盛的时候，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因于阗国与敦煌的密切关系，于阗王替换昆仑奴的过程应是在敦煌完成的，并影响到了五台山，改变了旧有的化现故事，形成了新的文献资料[8]。陈粟裕博士也对新样文殊图中的于阗国王像做过探讨，她认为在敦煌莫高窟220窟出现的“新样文殊”采用了文殊菩萨、善财童子、于阗王的三尊式的配置方式,在以往“文殊并侍从图”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用于阗王替代了昆仑奴，于阗王牵狮借鉴了胡王朝贡的图像，而且与《华严经》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于阗王的形象是来自活动于中原一带的西域商胡，这一于阗王的塑造来自于晚唐时期人们对于于阗的想象与神话[9]。许栋、许敏将相关文献及图像资料置于安史之乱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认为新样文殊图像中于阗王可能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作为文殊眷属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密教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结合更加突出了密教中文殊菩萨所具有的护国护王的功能[10]。 本文拟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新样文殊造像中的于阗国王像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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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新样文殊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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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中间是一铺文殊赴会图，左右两侧各画一身菩萨立像，分别题作：“南无救苦观世音菩萨”与“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真容” （图1）。文殊赴会图画面为：主尊文殊菩萨正面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头顶有华盖，背光后放射出12道彩光，右手持如意，左手于腹前结印，榜题“南无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狮子前方立一童子，躬身合十；狮子后侧有一牵狮人，叉腿而立，手握缰绳，络腮胡，头戴花叶纹红色风帽，身着碎花纹红色圆领缺胯衫，窄袖，腰系革带，革带垂挂一圆形小包或玉饰，脚穿长靴，榜题“普劝受持供养 （笔者按：为上部的一列大字）大圣感得于阗/□□国王师子时 （笔者按：为下部自左而右的两列小字）” （图2）；上述人物均处于祥云之上；下方中间有方形题榜，在红底上墨书发愿文，两侧各有一身胡跪捧花的供养菩萨，榜题文字如下：
清士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参）谋银
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上柱国浔阳翟奉达，抽减□贫之财
敬画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一躯并
侍从兼供养菩萨一躯及□□观世音
菩萨一躯。标斯福者，先奉为造窟
亡灵，神生净土，不坠三涂之灾；次□(为)我
过往慈父、长兄，勿溺幽间苦难，长遇善
因；兼为见在老母，阖家子孙，无诸灾
障，报愿平安，福同萌芽，罪弃涓流。
绝笔之间，聊为颂曰：
大圣文殊，瑞相巍巍，光照世界，感现千威。
于时大唐同光三年岁次乙酉三月丁
巳朔廿五日辛巳题记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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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五代 新样文殊菩萨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
（敦煌研究院提供）
上述画面及榜题是197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第220窟甬道的重层壁画进行整体迁移时露出的底层壁画[11]， 由发愿文可知此铺文殊赴会图名为“新样文殊”图，绘制于后唐同光三年 （925），由五代敦煌著名文人翟奉达主持重修翟家窟时所绘制，其下方绘有翟奉达等翟氏家族男供养人像七身。 翟奉达重修翟家窟甬道时，在其南壁书写“检家谱”的题记，其北壁则专门施绘了此铺文殊图像以做功德，说明该图像应该是经过翟奉达精心选择的，既然有“新样”之称，很可能是这种形式的文殊造像首次被绘制在敦煌石窟之中。文物研究所 （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辈学者们认为，此稿大约出自于阗，所谓新样是相对旧样而言。目前在敦煌发现最早的赴会式文殊图属于初唐时期，多数情况下与普贤赴会图对称出现，如莫高窟第331窟龛外南侧上部绘于云上骑狮的文殊菩萨，狮子脚下有飞天承托其足，在狮尾旁立有一身侍从菩萨，与此位置相对的龛外北侧上部则绘于云上骑象的普贤菩萨[12]。 类似题材还出现在莫高窟初唐第220、332、340窟及盛唐第172窟等窟。盛唐第148窟的文殊赴会图与普贤赴会图中首次出现表现来自南海的驭兽人物形象昆仑奴。此后中晚唐时代的这类题材愈加复杂，人物众多，结构谨严，牵狮驭象的昆仑奴成为常见的人物[13]。新样文殊的“新”在于强调了文殊的重要，使文殊单独出现，打破了文殊与普贤成对出现的惯例，尤其重要的是将昆仑奴换成了于阗国王[14]。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判断新样文殊的标准就是牵狮者是否由昆仑奴变为于阗国王[15]，我们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同光三年（925）前后绘制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的时候，于阗国王李圣天已经在位（912-966在位）[16]，此时敦煌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者曹氏家族尚未与于阗王室联姻，第220窟新样文殊图可能是根据旧有的粉本绘制的，图中的于阗国王像并不一定是根据当时当政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形象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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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0世纪 文殊菩萨版画
Stein painting 237.Ch.00151.b
英国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出土
(采自IDP照片)
敦煌藏经洞中出土有数十幅由相同雕版印制的文殊菩萨版画，现主要藏于法国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等地，仅P.4514就包含有32幅[17]，另有P.4077[18]、Stein painting 235-239[19]、俄TK289[20]等。版画上部绘文殊及眷属像，两旁有榜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与“普劝志心供养受持”，下部书发愿文及真言[21]（图3）。上部的一铺图像与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的主要内容、画面布局甚至人物姿势都几乎完全相同，包括整组人物均处于云上；主尊文殊有圆形头光与身光，背光外侧放射出十余道光，每道光均由三条光线组成；文殊为正面像，手持如意，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左腿下垂；狮子作回首状，怒目张嘴看向国王，每只脚下均踏一朵莲花；于阗国王络腮胡，头披风帽，着缺胯衫，窄袖，腰带下系一枚玉环，脚穿长靴，叉腿立于狮子侧后方，两手一前一后作使劲牵曳状（图4）；童子头部两侧垂丫髻，上身半裸，下身着短裙，躬身合掌。不同的是第220窟新样文殊图中文殊头顶有华盖，云上一组人物的下方有书写发愿文的方形题榜，题榜两侧各有一身胡跪托花盘的供养菩萨，当然这些附属图像对于云上的主体人物图像来说并不很重要，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与藏经洞出土文殊菩萨版画上出现的主要人物只有三尊，即坐于狮子背上的文殊菩萨，牵狮的于阗国王和礼拜相迎的善财童子。壁画和版画中这两种图像最大的区别在于主尊文殊的着装上，前者头戴一般的三珠宝冠，后者则为圆筒形高宝冠，前者着宽松的天衣与披帛，戴项圈与璎珞，后者则无璎珞，着紧身天衣，衣衫肘部有一圈花瓣形装饰，这种装束在敦煌主要流行于宋代前后，如敦煌执扇弥勒菩萨像就身着这种服装[22]。在P.4514（3）a上存有两幅版画，一幅是上述形式的文殊菩萨版画，旁有题记“甲申年三月六日弟子比丘智端安置文殊师利菩萨”，另一幅是阿弥陀佛版画，旁有题记“甲申年三月六日右壹大师流次功得（德）记”[23]。敦煌藏经洞中出土有大量版画作品，如P.4514就包括有后晋开运四年（947）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请匠人雷延美雕造的毗沙门天王及其眷属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还有圣观自在菩萨像、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像、大圣地藏菩萨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西方净土变、金刚力士像、半跏趺坐菩萨像、倚坐佛像、佛塔图、结跏趺坐佛像、一佛二菩萨说法图等版画[24]，藏经洞中还出土有太平兴国五年（980）李知顺施造、王文沼雕板的大随求陀罗尼轮曼荼罗版画（EO.3639[25]、Stein painting 249. Ch.xliii.004[26]）及归义军节度押衙杨洞芊雕造的大圣普贤菩萨像版画（Stein painting 246.Ch.00205）[27]，这些版画多数为10世纪中后期的作品。P.4512（3）a题记中的“甲申年”很可能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也就是说P.4512（3）a雕板的雕造时间当不晚于公元984年。 从图像上看，藏经洞出土文殊菩萨版画与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之间无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很可能其雕版在雕造时就参照了第220窟新样文殊图或者其粉本，画面主要依其旧式，但也有新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根据时代流行的样式，改变了文殊菩萨的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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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0世纪 文殊菩萨图于阗国王像
Ch.00151.b
英国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版画
(采自IDP照片)
莫高窟五代第100窟建于后唐清泰二年至后晋天福四年 （935—939）曹元德任归义军节度使期间[28]，在崖面位置上与第220窟比较靠近。此窟主室西壁龛外南、北两侧分别绘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 （或称普贤变）与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 （或称文殊变）。普贤骑白象，文殊骑青狮。普贤与文殊均正面半跏趺坐，头戴化佛宝冠，身着天衣，袖口在肘部翻卷而起，一手持如意，周围有弟子、随侍菩萨、天龙八部、天王、梵天或帝释天、天女、持花菩萨、伎乐菩萨等眷属围绕，牵兽的驭者头戴莲花冠，身着圆领紧袖袍，腰系革带，叉腿而立，两手一前一后持缰绳。白象与青狮的驭者应该都是于阗国王，驭狮的于阗国王的腰部还垂挂有圆形的小包 （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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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五代 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100窟主室龛外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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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五代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100窟主室龛外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莫高窟第61窟由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其夫人翟氏修建于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 （947）至后周广顺元年 （951）之间，由于佛坛背屏上残存浮塑的狮子尾，可知此窟主尊当为文殊菩萨，故又名“文殊堂”[29]。 主室西壁通壁绘一幅《五台山图》[30]，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形象地图，面积40余平方米，画面规模宏大，描绘了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圆数百里的山川桥道、庙宇屋舍、民情风俗和灵异图像，榜题近二百方，其中包括五台山五峰诸多寺院、佛塔、僧俗信徒以及各种圣迹、祥瑞传说，如罽宾僧人佛陀波利巡礼五台山时值遇文殊化现的老人等画面。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铺五台山图是作为此窟主尊文殊菩萨像的背景而绘制的。此窟佛坛之上的塑像基本已毁，沙武田先生认为原本应该表现的是新样文殊造像[31]，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其塑像组合具体应该包括哪些人物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莫高窟第61窟修建之时，正是文殊造像流行新样文殊之际，曹元忠夫人又来自在敦煌首先提倡新样文殊的翟氏家族，加上当时敦煌与于阗之间的结盟关系，以文殊造像为主题的曹元忠夫妇功德窟之内塑造新样文殊像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上部朝向中台之顶赴会的小画面中，出现有对称绘制的文殊赴会图与普贤赴会图，其中文殊赴会图的画面为 （图7）:文殊侧身半跏趺坐骑于狮子背上，头戴莲花形宝冠，身着天衣，右手持如意；狮子作回首状；文殊周围有随侍的9身菩萨和5身天王像，其中这一行人最前方的两身侍从菩萨手持长杆芙蕖，其余均双手合十；狮子侧后方立于阗国王，头戴莲花形帽，身着圆领紧袖袍服，两腰部垂有腰袱 （捍腰），脚穿麻鞋。除了诸多侍从文殊的菩萨和天王以外， 此铺画面与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的主要区别是文殊所戴之头冠与于阗国王的装束有所不同，而且未绘善财童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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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五代 五台山图文殊赴会画面
莫高窟第61窟主室西壁
（采自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图版182）
瓜州榆林窟五代第19窟西壁门南、北两侧分别画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文殊赴会图[32] （图8）以五台山为背景，山中有诸多寺院、僧俗信徒以及各种圣迹、祥瑞传说；文殊侧身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身着袈裟，头戴扇形多层宝冠，右手持如意；狮子昂首挺胸，跨步向前；狮头下方立一身菩萨形善财童子，躬身合十，上身斜披络腋，下身着短裙；狮子侧面于阗国王身体向后倾斜，双腿作弓步，两手前后分开手握缰绳，头戴三珠宝冠，戴耳环，浓眉大眼，红唇张嘴，胡须稀疏，身着红褐色圆领对襟袍服，衣表饰虎皮纹，衣领与衣襟处饰半团花图案，腰带垂挂蹀躞七事及一枚圆形玉饰，膝盖上饰人面形护膝，脚穿长筒皮靴 （图9）；于阗国王后侧有帝释天及其两身胁侍菩萨；主尊身边围绕的其他眷属还有2身持长幡的菩萨，2身托花盘的菩萨，3身奏乐的菩萨，2身天王，1身金刚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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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五代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
榆林窟第19窟主室门南侧
（采自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
图版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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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五代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榆林窟第19窟主室门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榆林窟第19窟文殊赴会图中的于阗国王像与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木板画D.VII.6四臂神像[33] （图10）的衣服比较相似，均为圆领对襟袍服，衣领与衣襟处装饰半团花图案,说明榆林窟第19窟文殊赴会图中的于阗国王像可能是根据于阗男性贵族的服装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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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6世纪前后 四臂神像
丹丹乌里克出土木板画D.VII.6
（采自大英博物馆监修《西域美术》第3卷彩色图版70）
瓜州榆林窟宋代第32窟东壁门北侧绘以五台山为背景的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门南绘以五台山为背景的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34] （图11）,五台山中有诸多寺院、佛塔以及各种圣迹、祥瑞传说，包括游方僧人佛陀波利。文殊赴会图画面中间是位于云上的一组人物，包括骑狮文殊与于阗国王，其两侧各立5身侍从菩萨，其中2身手持长杆芙蕖，2身分别持幡幢，6身演奏各种乐器。文殊正面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头戴化佛宝冠，上身斜披络腋戴璎珞，下身着长裙，左手托玻璃花盆，右手作说法印。于阗国王头戴莲花形宝冠，大眼圆睁，红唇张嘴，两手一前一后握缰绳，身着褐色圆领紧袖袍服，衣表饰虎皮纹，脚穿长靴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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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宋初 文殊赴会图及五台山图
榆林窟第32窟东壁门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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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宋初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榆林窟第32窟东壁门南
(敦煌研究院提供)
莫高窟宋代第25窟主室西壁龛外南、北两侧分别绘以五台山为背景的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文殊赴会图[35]中文殊菩萨身着天衣，侧身合十，半跏趺坐于狮背的莲花座上。牵狮者也是于阗国王，头戴凤鸟高宝冠，身着黑褐色紧袖袍服，腰部围腰袱系革带，腰带之下垂一小包，左手执缰绳，右手持鞭叉于腰部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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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宋初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25窟主室西壁龛外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莫高窟宋代第454窟前室顶部西披南侧也绘有文殊菩萨及其眷属赴会图[36]，众多人物均位于云上，有诸菩萨、天人天女、天龙八部、金刚力士、夜叉等随侍，文殊菩萨像已毁，存有狮子及牵狮人的下半部，牵狮人叉腿而行，身着花袍，腰部围腰袱系革带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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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宋初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454窟前室顶部西披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莫高窟第153窟主室南、北两壁为宋代或西夏时期补绘的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在文殊赴会图中，人物均位于云上（图15），文殊菩萨正面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头戴筒形冠帽，右手持长杆花头如意，头顶有华盖，华盖两侧各有一身童子形飞天，文殊两侧各侍立一身菩萨，均手持长杆挂幡芙蕖，狮头前方立一身持花盘供养的菩萨，狮子回首望向于阗国王，于阗国王头戴鬼面高宝冠，圆脸多须，身着褐色虎皮纹圆领紧袖袍，腰部围腰袱系革带，脚穿长靴，靴头似有一尖爪，左手拉缰绳，右手持兽头长杖（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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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宋初 文殊赴会图
莫高窟第153窟主室北壁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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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宋初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153主室北壁
（敦煌研究院提供）
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得的白描纸画P.4049文殊菩萨及其眷属图，约绘制于北宋初期 （图17）[37]。画面上共有五人一兽，文殊正面半跏趺坐于狮背上的莲花座之上，头戴扇形莲花宝冠，冠上至少有3身化佛和4个摩羯鱼头，从鱼头中吐出步摇的铃饰，双手作说法印。狮子回首望向于阗国王。于阗国王立于狮子一侧，头戴狮头形风帽，深目高鼻，络腮长胡，着窄袖袍服，脚穿长靴，靴头有一尖爪，两手交错，左手拉缰绳，右手持如意，腰部系带，有腰袱，腰带垂挂蹀躞七事及一个小包，并悬挂摩羯鱼形弯刀。狮头前面有一童子，头顶梳单丫髻，双手托盘，盘中有盏，盏内冒烟气。狮头另一侧有一身老人，头披风帽，长须，左手持杖。狮子与老人前面有一身比丘，深目高鼻，双手合十，右肩夹杖，背包袱，腰间挂水瓶及其他用具，绑腿，脚穿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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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宋初 文殊菩萨及其眷属图
敦煌藏经洞出土白描纸画P.4049
(采自IDP照片)
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中获得的绢画EO.3588是一幅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图，约绘制于北宋初期 （图18）[38]。画面以五台山为背景，山中有诸多寺院、僧侣以及各种圣迹、祥瑞传说，包括佛陀波利遇大圣老人的画面。画面中间是位于云上的一组人物，包括骑狮文殊、于阗国王及善财童子，其两侧各侍立2身菩萨，手持香炉或托花盘等。文殊正面半跏趺坐于青狮背上，头戴高宝冠，冠上至少有3身化佛，着天衣，披云肩，右手持如意，狮子昂首向前，四足各踏一莲花。于阗国王头戴幞头，身着红色圆领袍服，腰部系白色长带，赤足，身体微躬，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图19）。狮子前下方有引路的善财童子，体型较小，双手合掌，回首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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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宋初 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图
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EO.3588
（采自《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ベリオ·コレクション，
第2卷，彩色图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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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宋初 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图于阗国王像
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EO.3588
（采自《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ベリオ·コレクション，
第2卷，彩色图版6）
莫高窟回鹘第245窟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分别绘文殊骑狮像与普贤骑象像[39]。文殊侧身坐于狮背之上，头戴筒形化佛宝冠，身着天衣，袖口于肘部翻起，右手持如意。狮子张嘴昂首向前。于阗国王头戴高冠，身着袍服，腰部围腰袱，脚穿长靴，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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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回鹘 文殊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245窟主室东壁门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莫高窟第164窟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现存西夏时期重绘的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40]。画面中的人物均处于云上，文殊与普贤均正面半跏趺坐于狮子或大象背上，头戴筒形五佛宝冠，身着天衣，袖口在肘部翻起。文殊一手持如意，周围立有1身有头光的老人，5身菩萨，狮头前有合掌的童子，牵狮者为于阗国王 （图21）。普贤一手持莲花，莲花上置梵夹，周围立有1身有头光的老人，1身罗汉，4身菩萨，象头前有合掌的童子，牵象者亦为于阗国王 （图22）。这两身于阗国王像的装束大致相同，均头戴卷叶形高冠，身着交领窄袖袍服，腰部围腰袱，脚穿长靴，叉腿而立，以肩挑式拉拽缰绳。狮子与大象均回首望向于阗国王。此窟主室南壁西侧西夏药师经变的上部有乘云飞来的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文殊交脚坐于狮子背上，右手持梵夹，狮子回首张嘴，狮头之前有一身合掌的童子，狮尾后有一老人与一和尚，狮侧有行走状的于阗国王，身着交领窄袖短袍，领子翻出，脚穿长靴 （图23）。普贤结跏趺坐于白象背上，右手持如意，象头朝前，象头之前有一童子，象尾后有一老人与一和尚，象侧行有身着交领窄袖短袍，脚穿长靴的于阗国王 （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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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西夏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164窟主室东壁门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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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西夏 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164窟主室东壁门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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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西夏 药师经变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
莫高窟第164窟主室南壁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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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西夏 药师经变文贤及其眷属赴会图
莫高窟第164窟主室南壁
（敦煌研究院提供）
莫高窟第149窟修建于西夏或元代，南壁画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北壁画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文殊赴会图以山峦为背景[41]，文殊头戴扇形重层高宝冠，身着天衣，手持如意正面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狮子回首下视一侧体型较小的于阗国王。于阗国王作奔跑状，无头光，头披风帽，着交领衣，挽袖于肘 （图25）。文殊左侧立有三身像，其中两身为侍从菩萨，一位合十，一位手持长柄香炉，另一身为一比丘，有圆形头光，着交领袈裟，应为佛陀波利。文殊右侧立有四身像，其中两身为侍从菩萨，一位合十，一位双手托花盘，一身为一天王，双手合十，最后一身为一老人，应为大圣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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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西夏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149窟南壁
（敦煌研究院提供）
瓜州榆林窟西夏第29窟主室东、西壁中间分别绘以五台山为背景的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文殊赴会图[42]以山峦树木为背景，山间圆轮中化现金钟、坐佛等祥瑞，文殊及其眷属位于云上。文殊手持如意正面半跏趺坐于高莲花座上，莲座置于狮子背上。狮子侧身回首看向于阗国王。于阗国王头戴鸟翅高冠，美髯，身着交领半臂袍衫，袖口于肘部翻卷而起，衣摆系起，双腿露出，略呈弓步，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图26）。狮子右侧有一身持杖的老者，有圆形头光。狮子前方下侧有一身双手合十的童子。狮子后侧有一身奔走的天人。文殊左侧有随侍的3身菩萨与1身天王，右侧有随侍的2身菩萨、1身天子与1身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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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西夏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榆林窟第29窟主室东壁
（敦煌研究院提供）
榆林窟西夏第3窟主室西壁门南侧画普贤变，门北侧画文殊变[43]。文殊变以山峦云海为背景 （图27），文殊手持如意侧面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狮子回首下视一侧体型较小的于阗国王。于阗国王无头光，头戴云形高冠，深目高鼻，络腮卷胡，身着圆领袍服，挽袖于肘，腰部系带，腰带垂挂蹀躞七事，有腰袱，脚穿长靴，靴头有一尖爪，弓步扭腰，右手牵缰绳，左手持鞭 （图28）。文殊右侧有一身随行的罗汉，持锡杖托钵，文殊前方有一老人，这两人当为佛陀波利与大圣老人，均有头光。大圣老人前方有一圆光，圆光之中有一孩童，双手托莲花，可能是以化生童子的形象表现的善财童子。文殊周围还有随侍的2身天王，2身菩萨，3身天人。另外云海中还有5身天人和2身托宝的夜叉等人物。文殊变上部空中有一圆轮，轮中绘文殊菩萨及其眷属像，即骑狮子的文殊、文殊化现的圣老人、佛陀波利、善财童子，其中文殊与狮子的图像略有漫漶，画面中似乎遗漏了于阗国王 （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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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西夏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
榆林窟第3窟主室西壁门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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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西夏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榆林窟第3窟主室西壁门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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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西夏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
榆林窟第3窟主室西壁门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榆林窟西夏或元代第4窟主室西壁门南侧画普贤变[44]，门北侧画文殊变[45]。文殊变以山峦为背景，绘文殊五尊像于云上，文殊侧身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右手持如意，两侧有圣老人与罗汉形的佛陀波利，狮子前面有善财童子，以上四尊像均有圆形头光，驭狮者为无头光的于阗国王，身着西夏武官常服的战袍与战靴，双腿作弓步，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图30）。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榆林窟西夏第2窟主室东壁中间的文殊图比较特别[46]，文殊右手持如意正面半跏趺坐于正面的狮子背上，文殊左侧有圣老人、胁侍菩萨与着铠甲的天王各一身，文殊右侧有罗汉形佛陀波利、胁侍菩萨与着铠甲的天王各一身，狮头下方有一身模糊的小像，有圆形头光和披帛，可能为善财童子，但是画面中不见于阗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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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西夏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榆林窟第4窟主室西壁门北侧
（敦煌研究院提供）
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第6窟南壁画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北壁画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47]。文殊赴会图以五台山为背景，嶙峋的山麓中有亭台，坐禅的僧人，跋山的信徒，山间云上化现出寺院。文殊正面结跏趺坐于狮子背上，头戴宝冠，身着天衣，手持如意，狮子回首下视。于阗国王位于狮子外侧偏后，体型较小，无头光，络腮卷胡，身着灰褐色袍服，衣表饰虎皮纹，挽袖，手拉缰绳 （图31）。文殊右侧有两身合掌的天王，左侧有三身像，均有圆形头光，其中一身为手捧经卷的比丘即佛陀波利，一身为老者即大圣老人，还有一身位于狮子前方，体型较小，较模糊，可能是善财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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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西夏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东千佛洞第6窟北壁
（宋利良摄）
肃北五个庙石窟第1窟主室南壁门东、西侧分别画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文殊赴会图以五台山为背景，两个山谷中各有一座寺院，一处山顶有一老人，山间天空化现出佛头、钟、佛手、宝瓶等。文殊正面半跏趺坐于狮背上，头戴如意宝冠，左手持如意，狮子回首望向于阗国王，于阗国王较模糊，有圆形头光，头戴护耳皮毛帽，交领土红色衣服，双腿作弓步 （图32）。文殊左右侧各立有3身侍从菩萨、天女或天人合掌或托物供养，狮头前面有一身有头光的僧人，狮尾后有一身有头光的老人，狮子前方与侧方各有一人，均有头光，较残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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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西夏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五个庙石窟第1窟主室南壁门东侧
（宋利良摄）
五个庙石窟第4窟主室东、西壁分别画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与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文殊赴会图上部已熏黑，下部残存画面中狮子回首望向于阗国王，于阗国王有圆形头光，头戴翅形宝冠，胡须卷曲，交领右衽窄袖缺胯衫，下身着裤，双腿作弓步，脚穿短筒靴，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图33）。于阗王左侧立一身有头光的僧人，头戴斗笠，双手托包袱。国王右侧立有一身有头光的老人。老人背后残存一身人物，有头光，着俗装，躬身双手托物。于阗王下方残存一身舞蹈状菩萨。普贤赴会图中亦绘有圣老人、佛陀波利与善财童子，画面中的驭象者着交领半袖衫，下身着裙，以布条兜裆部，叉腿而立，赤足，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图34），可能也是一身于阗国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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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西夏 文殊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五个庙石窟第4窟主室东壁
（宋利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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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西夏 普贤赴会图于阗国王像
五个庙石窟第4窟主室西壁
（宋利良摄）
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藏黑水城出土的绢画中有一件西夏文殊菩萨图，编号为X-2447[48]。画面中文殊手持如意结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狮子回首下视侧后方体型较小的于阗国王。于阗国王，无头光，头戴卷叶形高冠，鹰钩鼻，络腮胡，上身着对襟圆领衣服，挽袖于肘，腰系革带，腰带垂挂蹀躞七事及鱼形弯刀，有腰袱，下身着裤，脚穿长筒皮靴，略呈弓步，身体后倾，双手拉拽缰绳 （图35）。文殊左下侧立善财童子，有头光，赤脚，双手合十。文殊右下侧立圣老人，有头光，双手持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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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西夏 文殊菩萨图于阗国王像
黑水城出土绢画X-2447
（采自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图版50）
2016年6月笔者考察法国吉美博物馆时，发现该馆藏有一件文殊石雕像，编号为MG.26315。该馆陈列厅展览说明牌上标明此件文物来自于中国北方，时代为隋代，我们认为实际应为北宋时期的作品 （图36）。文殊结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的莲花座上，头戴宝冠，右手已残，狮子向右转头，右侧立于阗国王，于阗国王络腮大胡，着袍服，腰部系带，腰带垂挂鱼形刀，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图37）。此件石雕像没有雕出善财童子，但是仍应属于新样文殊造像，这说明认定新样文殊造像最关键的特征的确应该是于阗国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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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宋代 新样文殊石雕像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26315
（笔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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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宋代 新样文殊石雕像于阗国王像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26315
（笔者摄）
甘肃省陇东地区子午岭东麓苗村河北岸台地上的北宋塔儿湾石造像塔南侧，雕文殊菩萨出行图和普贤菩萨出行图各一幅，文殊骑狮，牵狮者为一胡奴形象的人物，深目高鼻，虬髯，武士装束，身体倾斜，站在狮子的右后方，左手下垂紧握缰绳，绳头绕过颈后，又用右手上举拉绳，应为于阗国王[49]。
北宋雍熙元年 （984）日本入宋高僧奝然巡礼五台山[50]，归国时从中国带走了 现藏于日本清凉寺释迦如来像内的版画骑狮文殊图与骑象普贤图。画面中文殊正面半跏趺坐于狮子背上的莲花座上，右手持如意，狮子右侧有合十的童子，狮子向左侧回首望向牵狮人，牵狮人应为于阗国王像，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戴高帽，身着交紧袖衣，腰部系带围腰袱，腰带垂挂一小包，靴头有一尖爪，两手分开牵拉缰绳[51]。
另外，根据笔者现场考察所见， 河北邯郸小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东窟东壁雕有宋代的骑狮文殊菩萨和牵狮于阗国王的石像，其中于阗国王头披风帽，络腮胡，身着紧袖圆领袍服，腰系革带，双手拉缰绳。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也藏有宋代的骑狮文殊菩萨和牵狮于阗国王的小石雕像，于阗国王以肩挑式拉拽缰绳。
浙江省杭州市飞来峰青林洞洞口东壁北宋乾兴元年 （1022）卢舍那佛会龛中的文殊赴会图包括骑狮文殊、于阗国王与善财童子三尊像，其中于阗国王叉腿而立，头戴尖顶卷檐帽，身着交领袍服，两手持缰绳，右手折肘向前，左手举至左肩外侧[52]。
通过以上图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
（1）“新样文殊”图像在敦煌最早出现在莫高窟第220窟甬道，绘制时间为后唐同光三年（925），出现的主要人物是骑狮文殊、于阗国王及善财童子。藏经洞文殊菩萨版画的时代应该在宋代，但其雕版在雕造时可能参照了第220窟新样文殊图或者其粉本，并在装束上加入了当时流行的元素。需要说明的是，孙修身先生认为莫高窟的新样文殊图最早出现在晚唐时期的第147窟与第144窟[53]。孙晓岗先生在统计敦煌的新样文殊图像时没有提到莫高窟第147窟，但是他仍然认为莫高窟第144窟晚唐的文殊赴会图是敦煌最早的一铺新样文殊图像，而且指出文殊的眷属中有于阗王与善财[54]。实际上，莫高窟第147窟的文殊赴会图中既没有作为背景的五台山，也没有于阗王，为文殊牵狮者仍旧是昆仑奴，莫高窟第144窟的文殊赴会图虽以五台山作为背景，同时绘万菩萨赴会的画面[55]，但图中没有于阗国王像与善财童子像，如果以是否出现驭者于阗国王作为衡量新样文殊的标准，此图当不能算是新样文殊图像。孙晓岗先生还认为莫高窟第72窟存有五代时期绘制的以五台山为背景，于阗王与善财为眷属的新样文殊图像，于阗国王身着黑长袍[56]。我们认为第72窟的开凿年代可能在晚唐时期[57]，此窟主室龛外北侧的文殊赴会图的下部比较模糊，但似乎没有所谓身着黑袍的于阗国王像，只是在文殊的眷属中有两身菩萨的长裙因变色而成黑色，此铺文殊赴会图很可能并非新样文殊图像。
（2）莫高窟第61窟修建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至后周广顺元年（951）之间，佛坛上的塑像已毁，原来的题材很可能是新样文殊。根据此窟五台山图中的文殊赴会图来看，洞窟主尊文殊塑像的牵狮人应该也是于阗国王，至于是否有善财童子的塑像则不能肯定。因为善财童子虽然没有出现在五台山图的文殊赴会画面之中，但是在更早的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当中已经出现，所以第61窟佛坛上原塑像中出现善财童子是可以理解的。榆林窟五代第19窟文殊赴会图与敦煌绢画宋代EO.3588的主体人物是骑狮文殊与于阗国王及善财童子，莫高窟五代第100窟、榆林窟五代第32窟与莫高窟宋初第25、153窟文殊赴会图的主体人物是骑狮文殊与于阗国王。虽然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与榆林窟第32窟及绢画EO.3588中都已经出现了佛陀波利遇大圣老人的画面，但是我们在敦煌五代与宋代的壁画中尚未发现佛陀波利与大圣老人进入文殊眷属行列的实例，因此我们认为第61窟佛坛上原来的塑像中很可能没有佛陀波利与大圣老人的尊像。
（3）敦煌藏经洞白描纸画P.4049文殊菩萨及其眷属图的年代应该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是现存敦煌绘画中最早将骑狮文殊、于阗国王、善财童子、佛陀波利、大圣老人五尊像集中绘制的作品。在敦煌壁画中，大圣老人一人或者他与佛陀波利两人进入文殊菩萨眷属群的图像主要在西夏以后，与其并列的还有随侍文殊的其他菩萨、天王或天人，一般均绘出头光，不像于阗国王那样没有头光，如榆林窟第3、4窟，东千佛洞第6窟，莫高窟第164、149窟，五个庙第1、4窟内所见。莫高窟第100、61、25、153、245、149窟，榆林窟第32窟的文殊赴会图中则都没有绘出善财童子。P.4049画面中于阗王像具有深目高鼻、络腮胡，腰间垂挂上大下小形小包，靴头有一尖爪等特征，这些细节在日本清凉寺藏新样文殊版画中都可以见到。于阗王靴头有一尖爪的特征还见于莫高窟第153窟与榆林窟第3窟的文殊赴会图中。P.4049画面中于阗王像冠帽正面呈狮面，莫高窟第153窟文殊赴会图于阗王像宝冠正面也有鬼面，可能蕴含着特殊的意义。
（4）敦煌新样文殊图中的主尊文殊既有正面像，也有侧面像，绝大多数为正面像。文殊骑于狮子之上，绝大多数为半跏趺坐，只有东千佛洞第6窟为结跏趺坐，这种形式在黑水城绢画X-2447文殊菩萨图与吉美博物馆所藏文殊石雕像MG.26315上也可以见到。敦煌新样文殊图中文殊的宝冠有多种，如第61窟《五台山图》中的莲花冠，莫高窟第153窟与藏经洞所出新样文殊版画上的筒形高宝冠，莫高窟第100窟与榆林窟第32窟内的化佛宝冠，绢画EO.3588与莫高窟第245、164窟内的筒形化佛高宝冠，P.4049上的扇形莲花化佛高宝冠，榆林窟第19窟与莫高窟第149窟内的扇形重层高宝冠，榆林窟第29、3、4窟，东千佛洞第6窟与五个庙第1窟内的如意宝冠，其中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的莲花冠颇具于阗特色，绢画EO.3588上的筒形高宝冠与P.4049上的扇形莲花高宝冠上至少都有3身化佛，莫高窟第100、245窟与榆林窟第32窟内的宝冠中有1身化佛，莫高窟第164窟内的宝冠上有5身化佛，敦煌其他新样文殊图主尊头冠上则不见化佛。
（5）关于于阗国王的造像，唐太宗昭陵前原来立有十四蕃君长像，其中有于阗王伏阇信的石雕像及题记，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之前所立的六十一蕃臣像中也有于阗王伏阇璥的石雕像及题记，可惜均已损毁严重，难以窥其全貌。 敦煌壁画供养人像中可以见到类似中原帝王像一样的于阗国王形象。敦煌新样文殊图中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于阗国王形象的更多信息。关于敦煌新样文殊图中于阗国王的冠帽，莫高窟第220、149窟、藏经洞所出新样文殊版画、P.4049等均为风帽，其中P.4049风帽顶部作狮头形，第100、245、164窟为卷叶高冠，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为莲花帽，榆林窟第32窟为莲花冠，榆林窟第19窟为莲叶宝珠冠，莫高窟第25窟为凤鸟高冠，莫高窟第153窟为卷叶鬼面冠，绢画EO.3588为幞头，榆林窟第3窟为翅叶金冠，东千佛洞第6窟为平顶圆帽，五个庙第1窟为尖顶皮毛帽，榆林窟第29窟与五个庙第4窟为鸟翅形冠，其中以风帽与莲花形冠帽居多，反映了于阗的风俗习惯，西夏以后冠帽形式多样，有的反映了西夏武官的冠帽特点，如榆林窟第3窟于阗国王的宝冠与榆林窟第29窟男供养人武官赵麻玉的冠帽就具有一定相似性。榆林窟第19窟文殊赴会图中的于阗国王身着圆领对襟袍服，衣领与衣襟处装饰半团花图案,与丹丹乌里克木板画D.VII.6四臂神像的衣服比较相似，说明这两种图像可能都是根据现实中于阗男性贵族的服装绘制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借鉴了当时于阗国王李圣天着本民族服装的形象。
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中于阗国王的袍服绝大部分为窄袖或紧袖，也与丹丹乌里克木板画D.VII.6四臂神像的衣袖相似。榆林窟第19、32、153窟与东千佛洞第6窟文殊赴会图中的于阗国王像衣服上都饰虎皮纹，斯坦因1907年从和田民丰安迪尔古城 （Endere）遗址获得的7-8世纪的木板彩画E.ii.1象头神迦尼萨 (Ganesha)与丹丹乌里克获得的6世纪前后的木板彩画D.VII.6三头四臂骑牛摩醯首罗天神像的腰下都裹有虎皮裙[58]，吐蕃也有以虎豹皮为贵的习俗[59]，于阗国王着虎皮纹袍服可能是为了暗示国王的勇武。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于阗国王像已经出现腰袱，在莫高窟第454、245窟文殊赴会图与P.4049、EO.3588于阗国王像身上也可以见到腰袱，莫高窟164、149窟，榆林窟第3、4窟与黑水城绢画X-2447文殊菩萨图于阗国王像身上的腰袱则更加明显，反映了当时武官的服饰特点。丹丹乌里克木板画D.VII.6四臂神像脚穿黑色长靴，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中于阗国王多数也穿皮革所制的长靴，值得注意的是P.4049与榆林窟第3窟于阗国王长靴脚尖的形式比较相似。莫高窟第220、100、164窟与榆林窟第19窟新样文殊图、藏经洞所出新样文殊版画、P.4049的于阗国王腰部均垂挂有一件圆形物件。莫高窟第220窟于阗国王像腰部所垂圆形物件略呈卷云形，与莫高窟中唐第148窟涅盘经变各族国王举哀图中割鼻者腰间所佩戴的物件完全一样 （图38），应该是同一种小包一类的物品。P.4049图中于阗国王腰部的物件上大下小，应该也是小包一类的物品。榆林窟第19窟新样文殊图于阗国王腰部所垂圆形物件可能是小包或一枚花形玉佩，藏经洞新样文殊版画于阗国王腰部的物件似为小包或一枚玉环，如果是玉饰则既反映了于阗国王高贵的身份，又强调了于阗为产之玉国的地域特色。P.4049上的于阗国王腰部佩挂的鱼形腰刀，在黑水城绢画X-2447文殊菩萨图于阗国王像身上也可以见到，吉美博物馆所藏新样文殊石雕像MG.26315于阗国王像身上也可以见到鱼形腰刀，丹丹乌里克出土6世纪前后木板画D.VII.6上四臂神坐像的腰间就悬挂着弯刀，莫高窟第154窟南壁《金光明经变》西侧于阗建国传说故事画，敦煌版画P.4514（1）1-11、P.4514（7）a-b、Ch.xxx.002、Ch.00185，敦煌彩绘纸画P.4518（27）、P.t.2224，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处保存的唐宋时期的毗沙门天王像均在腹下挎有弯刀[60]。在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群3号佛寺遗址出土的一身神祇画像的腰间也佩戴着拳形柄首的短刀或短剑 （图39）[61]，说明新样文殊造像中于阗国王身上的鱼形腰刀可能也是源自西域的男性贵族的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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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中唐 割鼻举哀者
莫高窟第158窟涅槃经变
（敦煌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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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6—9世纪 神祇立像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3号佛寺遗址出土
（采自《策勒达玛沟——佛法汇集之地》34页图版）
除了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与莫高窟第100窟，榆林窟第32窟文殊赴会图中的于阗国王像没有胡须，榆林窟第19窟文殊赴会图中的于阗国王像胡须比较稀疏以外，敦煌其他新样文殊造像中所见的于阗国王像均为络腮胡，其中榆林窟第3窟、东千佛洞第6窟、五个庙第4窟于阗国王的络腮胡属于卷曲的形式。
榆林窟第3、29窟、莫高窟第149窟、东千佛洞第6窟文殊赴会图与五个庙第4窟普贤赴会图中的于阗国王像采用半臂或挽袖的形式，在黑水城绢画X-2447文殊菩萨图于阗国王像身上也可以见到。P.4049与榆林窟第3窟等窟的于阗国王像明显为深目高鼻。莫高窟第245、164窟，榆林窟第29、4窟，绢画EO.3588与五个庙第4窟于阗国王以肩挑式拉拽缰绳，这种形式在吉美博物馆所藏新样文殊石雕像MG.26315与陇东子午岭东麓塔儿湾造像塔南侧文殊出行图上也可以见到，是公元11世纪前后敦煌新样文殊图中流行的形式。榆林窟第19窟新样文殊图中的于阗国王作弓步使劲状，西夏榆林窟第29、3、4窟、五个庙第1、4窟内亦均作这种姿势。
莫高窟第100窟内首次出现将相对绘出的文殊赴会图与普贤赴会图中的驭狮人或驭象人均画成于阗国王的形象，这种情况在西夏时期的莫高窟第164窟与五个庙第4窟内仍然可以见到。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与文殊赴会图中的驭狮人于阗国王相对应的普贤赴会图中的驭象人仍旧是昆仑奴。
五台山南禅寺与佛光寺大殿佛坛上的塑像群中，有相对出现的文殊与普贤，其文殊造像包括骑狮文殊、于阗国王与善财童子三尊像[62]，从其装束来看应该在宋代前后，不会早到唐代。川渝地区与陕北地区也发现了不少新样文殊石雕像，年代一般都在两宋时期，有的只雕出骑狮的文殊和牵狮的于阗国王，如大足北山石窟南宋第136号窟 （转轮经藏窟）内的文殊赴会像，有的除了这两尊像以外还有善财童子像[63]，四川大学博物馆藏邛崃龙兴寺出土石刻骑狮文殊菩萨像是文殊、昆仑奴与善财童子三尊像的组合形式[64]。三尊或五尊形式的新样文殊造像也流行于日本等国，但其造像的年代一般在12世纪以后[65]。 这些宋代以后新样文殊造像，根据时代与地区的不同，虽然其中有的于阗国王像还保留着一些胡人的长相或装束特征，但是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当时当地武官的形象，与新样文殊早期造像中于阗国王形象的距离越来越远。
二、新样文殊像的产生
与敦煌新样文殊像的输入
（一）敦煌新样文殊像的输入
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绘成于同光三年 （925）三月，这个时间需要特别注意。同光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年号，前后只有四年时间 （923-926）。庄宗为应州人 （今山西省北部），出生于晋阳宫，为唐末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长子，承袭其父晋王之位，佛教圣地五台山即位于其辖地内，庄宗与五台山僧人关系密切[66]，如传说庄宗曾率队捕猎，在太原清水池安营，兵卒猎杀红白色大蛇而食之，有五台山僧断言此事为灭梁之吉兆[67]，庄宗称帝前又有五台山僧自称于山中石崖间得三铜鼎而献上[68]。《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太祖家人传·皇后刘氏传》记载，庄宗佞佛，同光年间“有胡僧自于阗来，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69]。据敦煌文书S.5981记载：
大唐同光二年（924）三月九日时来巡礼圣迹，故留后记。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临坛持律大德智严，誓求无上，普愿救拔四生九类，欲往西天，求请我佛遗法，回东夏然。愿我今皇帝万岁，当府曹司空千秋，合境文武崇班，总愿皈依三宝，一切士庶人民，悉发无上菩提之心。智严回日，誓愿将此凡身于五台山供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焚烧此身，用酬往来道途护卫之恩。所将有为之事，回向无为之理。法界有情，同证正觉。[70]
鄜州 （今陕西省北部富县）开元寺僧智严西行求法，于同光二年 （924）三月九日途径沙州时巡礼圣迹，并发愿回到中原之日将赴五台山舍身供养文殊菩萨。敦煌文书S.529记载了定州 （今河北省定州市）开元寺僧人归文奉敕西行取经，于同光二年四月抵达灵州，清泰三年 （936）六月在沙州[71]，文书的背后详细记载了五台山寺院数目，说明归文对五台山的情况比较熟悉，他所了解的这些情况也输入到敦煌。同光二年四月沙州使者随附回鹘使者到达中原，向后唐朝贡，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记载：“是月，沙州曹义金进玉三团、硇砂、羚羊角、波斯锦、茸褐、白氎、牛黄、金星矾等”[72]，同年五月乙丑庄宗“以权知归义军留后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73]，“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守沙州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义金为检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74]，《同光三年 （925）六月一日归义军节度使牒》上钤“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后署“使检校司空兼太保曹议金” （P.3805），说明此时沙州使者已携带圣旨从内地回到敦煌，曹议金则开始自称太保[75]。同光三年 （925）二至四月间，于阗使来到沙州并做佛事功德 （钢和泰藏卷），此前贞明六年 （920）沙州客将张幸端出使于阗 （P.2161-1），光化四年 （901）于阗使梁明明等来沙州 （P.4640v，S.4359）[76]。由此可见，同光三年三月之前，既有从内地西行求法途经敦煌且笃信文殊菩萨的高僧智严，有去到中原王朝进贡并可能已返回的沙州使者，又有来到沙州的于阗使者或是出使于阗的沙州使者。 新样文殊最大的特点是用于阗国王代替昆仑奴作为牵狮者，新样文殊中出现的善财童子则是于阗地区特别流行的《华严经》中的重要人物，可见，新样文殊造像中无疑具有强烈的于阗因素，于阗佛教徒在新样文殊的产生过程当中应该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样文殊很可能就是在于阗创制并得到了现实中于阗国王的认可而向外推广的。荣新江先生认为敦煌新样文殊图像的粉本可能来自于中原的五台山[77]。我们认为根据现有的历史线索，目前尚难以确定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的粉本具体是由于阗直接传入敦煌，还是先传入内地在五台山最终定型再由内地输入敦煌的。
后唐庄宗以后的五代时期，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东面的中原王朝和西面的于阗王国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除了使者与商人以外，也有不少中外僧人来往其间。
敦煌文书S.6551V《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记载：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華）都，圣君赏紫，丞（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爰别中幸（華），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昆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诣灵山，自嗟业鄣（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状（壮）。[78]
文书中记载的这位高僧约于五代中叶停留在西州回鹘，在讲经时他提到自己游方的经历，即曾经到五台山供养文殊菩萨，也曾到于阗国巡礼牛头山，原本计划越过雪岭往天竺参拜灵鹫山，因染疾病而未能成行。
敦煌文书P.3718（2）《后唐长兴二年 （931）河西释门故僧政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范和尚写真赞并序》记载沙州僧政范海印和尚曾东礼五台山，受到中原朝廷的接见与封赏，后来又西赴于阗，得到于阗国王的供养，在从于阗返回的途中不幸染病去世[79]。P.3928《某僧上仆射状》是某僧为巡礼五台山而给仆射的申请书，曹议金在公元920年前后自称仆射，很可能就是僧人状奏的对象，此僧人则可能就是海印和尚[80]。
敦煌文书P.3931《印度普化大师巡礼五台山记》记载了五代时古印度摩揭陀国普化大师来中土朝拜五台山的事迹，文书中提到“玄奘遇于德宗，波利逢于大圣；前无垢藏幸遇庄皇，此吉祥天喜逢于今圣”[81]，说明僧人吉祥天（“唐标三藏普化大师,梵号啰么室利祢缚”）来到中原的时间当在后唐庄宗之后，而同光年间来自于阗而受到庄宗礼遇的胡僧[82]可能就是无垢藏。
可见， 五代时期这些来往于于阗、沙州和五台山之间的僧人进一步加强了敦煌与五台山之间的联系，使得敦煌能够及时了解到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最新情况。
（二）新样文殊像的产生
文殊造像中出现于阗国王与善财童子，今天最早可以见到的文献是宋代五台山大华严寺沙门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卷中“菩萨化身为贫女”条：
大孚灵鹫寺者，九区归向，万圣修崇，东汉肇基，后魏开拓。不知自何代之时，每岁首之月，大备斋会，遐迩无间，圣凡混同。七传者，有贫女遇斋赴集，自南而来，凌晨届寺，携抱二子，一犬随之，身余无赀，剪发以施。未遑众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许可，命僮与馔，三倍贻之，意令贫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当与。”僧勉强复与。女曰：“我腹有子，更须分食。”僧乃愤然语曰：“汝求僧食无厌，若是在腹未生，曷为须食。”叱之令去。贫女被呵，实时离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为师子，儿即善财及于阗王，五色云气，霭然遍空。因留苦偈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是吾起（超）三界，却彼（被）可（阿）师嫌。”菩萨说偈已，遂隐不见。在会缁素，无不惊叹。主僧恨不识真圣，欲以刀剜目，众人苦勉方止，尔后贵贱等观，贫富无二。遂以贫女所施之发，于菩萨乘云起处，建塔供养。[83]
《广清凉传》中记载的这个故事，不见于唐代僧慧祥所撰的《古清凉传》，而后者一般认为约成书于唐高宗永隆元年 （680）至弘道元年 （683）间。
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三“开成五年 （840）七月二日”条记：
昔者大华严寺设大斋，凡俗男女乞丐寒穷者尽来受供。……于乞丐中有一孕女，怀妊在座，备受自分饭食讫，更索胎中孩子之分。施主骂之，不与。……女人对曰：“我肚里儿不得饭，即我亦不合得吃。”便起出食堂。才出堂门，变作文殊师利，放光照耀，满堂赫奕，皓玉之貌，骑金毛师子，万菩萨围绕腾空而去。[84]
可见，圆仁已经听闻了文殊化身为贫女的故事，但是故事中尚没有出现善财童子和于阗王。荣新江先生认为，《广清凉传》中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是开成五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定型于唐朝末年[85]。
关于造像和文本的关系比较复杂，有时并不一定是先有文献，然后再依据文献来造像，尤其是牵涉到一些传说故事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对现成的遗迹或造像进行附会而形成一个传说，这种传说再被记录下来而形成文本，以后又有根据文本重新创制的造像。新样文殊中出现的善财童子是《华严经》中的重要人物。在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有文殊于大众中观察善财童子因缘，善财童子“随从文殊师利”“闻佛如是诸妙功德，专求菩提”的明确记载[86]，经文中还详细记载了善财童子受文殊菩萨教诲，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以后成就佛道的经历。
《华严经》在于阗地区特别流行，东晋义熙十四年 （418）在建康 （今南京）道场寺译出的佛驮跋陀罗译本，其梵文就是由慧远的弟子支法领从于阗获得的[87]。新样文殊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用于阗国王代替了昆仑奴作为牵狮者，因此新样文殊中具有强烈的于阗因素。 于阗佛教徒在新样文殊的产生过程当中很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于阗全国自上而下均笃信佛教，历代于阗国王尤其佞佛，一直自称是毗沙门天王的后代，所以于阗国王代替昆仑奴亲自为文殊菩萨牵狮，对于于阗国王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情，新样文殊很可能就是在于阗创制并得到了现实中于阗国王的认可而向外推广的。由于于阗国王放低身份成为牵狮之奴，这种表现形式对于佛教徒来说具有较大的示范和鼓舞作用，新样文殊传到五台山以后，很快就被五台山佛教徒所接受，并与五台山旧有的传说相结合，将这种造像的产生过程赋予神秘色彩。我们认为这样的推测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佛陀波利与文殊所化老人的故事出自唐代佛陀波利所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关于此经翻译的因缘，依经首序文所载，唐高宗仪凤元年 （676），罽宾僧佛陀波利至山西五台山顶礼，祈睹文殊菩萨圣容。时一神异老翁示现，曰：“当返西国取梵本尊胜陀罗尼经，流传汉土，即示文殊师利菩萨所在。”师闻言，乃重返本国。永淳二年 （683）携该经梵本复至京师。高宗敕令日照及杜行顗译之。译成之后，存留于宫内，未流布于世。师乃请还梵本，与顺贞于西明寺再译，以供流布[88]。《广清凉传》及《宋高僧传》等佛教文献亦载其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中亦记载五台山竹林寺般舟道场内“画佛陀波利仪凤元年来到台山见老人时之影”[89]。莫高窟第220窟《新样文殊图》中没有出现佛陀波利与文殊所化大圣老人的尊像。 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榆林窟第32窟与敦煌绢画EO.3588的《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图》中均有佛陀波利与大圣老人相对而立作交谈状的画面，但是在敦煌壁画中这两尊人物进入文殊的眷属之列的作品，其年代都在西夏以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白描纸画P.4049《文殊菩萨及其眷属图》可能具有画稿的作用，也就是说将与文殊造像相关的主要人物形象集中起来，对于每一身人物来说，他们可能是壁画上相关人物的粉本，但是就整体而言，则不一定是某一铺完整的壁画新样文殊造像的底稿。
孙修身先生根据山东成武县保存的唐代高僧舍利塔地宫门扉上的文殊与普贤图像及其两侧铭刻的“大唐开元圣神武皇帝供养”“大唐开元皇后供养佛时”的题记，认为开元十三年 （725）新样文殊图像已经出现[90]。孙晓岗也调查了成武县石造舍利塔门扉的造像，根据其提供的文字描述与图版数据[91]，我们可以知道画面中对称出现了骑狮文殊与骑象普贤，分别有牵狮子或大象的驭者，但这两身驭者均为上身赤裸的形象，很可能不是于阗国王而是昆仑奴，画面中的文殊图像应该不是新样文殊像。有学者在调查山西省寿阳县阳摩山石窟时，发现了一铺华严三圣像，其中骑狮文殊的驭者已由昆仑奴变为中年胡人的形象，附近不远处千佛图像中央所镌刻的《大唐大历二年 （767）岁在丁未八月阳摩山功德铭文》中记载有“二大士普贤、文殊，龛中观音、势至等诸大菩萨□□□是其增新”等文字，因此认为此铺图像中的文殊像刻于大历二年八月，是目前所知的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新样文殊图像[92]。阳摩山石窟最迟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 （546），到北汉天会四年 （960）一直都有修建[93]。阳摩山石窟一小龛内的新样文殊像是否就是《阳摩山功德铭文》中所提到的文殊像，或是后代补凿的龛像，我们认为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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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晚唐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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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晚唐 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线描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图93）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第一枚佛指舍利有八重宝函，年代为晚唐咸通年间（860—874），其中由里向外第五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FD5:011—4），第七重为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FD5:011—2）[94]。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两侧分别雕文殊及其眷属赴会图 （图40，图41）与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 （图42，图43）[95]，人物均位于云上。文殊与普贤均侧身合掌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座置于狮子或大象背上，头光外流出六道金光，周围随行有菩萨、弟子、天王、夜叉、大梵天或帝释天及其侍从等，狮子或大象头部下方有一身披帛合十的童子，应为善财童子。牵狮人左手持如意，右手拉缰绳，上身裸露斜披络腋，下身着短裤，赤脚，牵象人两手分开牵拉缰绳，头戴冠帽，上身斜披络腋，下身着长裙，可能都是昆仑奴。 由此可见，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侧面的文殊赴会图并非新样文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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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晚唐 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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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晚唐 普贤及其眷属赴会图线描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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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晚唐 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及其眷属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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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晚唐 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及其眷属图线描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图85）
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四面分别雕刻四天王及其眷属图[96]，其中北方毗沙门天王及其眷属图 （图44，图45）的画面如下：
毗沙门天居中而坐，半跏趺坐于两身跪地小鬼的背上，有天女形地神用双手托天王下垂的左足。天王有圆形火焰头光，其中从肩部至帽顶高度的火焰为内外两重锯齿形，也就是说头光下部两肩部伸出的锯齿形火焰呈牛角形对称。天王头戴筒形高帽，缯带下垂过肘，着紧袖长身铠甲，左手托塔，右手持棒，腹下悬挂鱼形弯刀。天王右侧立有三身大将并跪一小鬼，从上到下依次为：一身大将，有圆形头光，头戴兜鍪，身着铠甲，披帛带，张弓搭箭；一身大将，有圆形头光，头戴宝冠，身着铠甲，披帛带，左手与胸前结印，右手持鼠；一身神将，有圆形头光，上身裸露，斜披络腋，下身着裙，左手与胸前结印，右手宝剑；下方跪有一身小鬼，裸上身，披帛带，左手举宝珠，右手伸进宝罐，作掏宝奉献状。天王左侧上方有展翅飞于空中的飞天夜叉。天王左侧立有四身侍从并跪一小鬼，从上到下依次为：一身夜叉，竖髪大嘴，上身赤裸，右手高举，左肩扛长柄武器；一身神将，有桃形头光，竖髪，着紧袖战袍，披帛带；一天人，有桃形头光，头戴高帽，着交领大袖袍服，左手于胸前结印，右手屈肘下垂作与愿印；一身供养人，无头光，头戴有翼形装饰的宝冠帽，美髯，着窄袖袍服，腰系革带，腰下悬鱼形弯刀，右腰斜挎长剑，双手托盘，盘中盛晶体柱状宝物（图46）；下方跪有一身小鬼，披发，裸上身，披帛带，右手举宝珠，作手伸进宝罐，作掏宝奉献状。天王左侧上方刻有两行汉字榜题：“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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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晚唐 毗沙门天王图于阗国王像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97）
法门寺地宫所出四天王银宝函上的毗沙门天王图中，除了天王的眷属各种大将、天人 （或为天女）、夜叉、飞天夜叉及施宝小鬼以外，还有一身双手托宝盘作供养状的俗装人物。通过上文对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中于阗国王像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五代新样文殊菩萨图与英国博物馆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版画Stein painting 237 (Ch.00151.b) 10世纪新样文殊菩萨图中的于阗国王像均作美髯，着窄袖袍服，腰系革带的形象，五代敦煌藏经洞出土白描纸画P.4049文殊菩萨及其眷属图中的于阗国王像即佩戴鱼形腰刀。我们知道毗沙门天王像既有头戴翼形装饰的宝冠，又有佩长剑的形象[97]。 于阗国王作为毗沙门天王的胤嗣，两者在造型及装束上相互影响早有实例。也就是说，从这身供养人像的形象上看，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是于阗国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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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晚唐 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及其眷属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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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晚唐 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及其眷属图线描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图86）
我们再来看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其他侧面上的三幅天王图，分别是“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及其眷属图，“西方毗娄 （楼）勒叉天王”及其眷属图，“南方毗娄 （楼）博叉天王”及其眷属图。我们注意到 在每一幅天王图中除了天王的眷属以外，均出现一身胡人形象的世俗人物。在东方天王图 （图47，图48）中是缠头巾，着翻领窄袖袍服，双手托香山的吐蕃人。在西方天王图 （图49，图50）中是头戴双羽冠，着交领大袖袍服，双手托花盘的新罗人[98]。在南方天王图 （图51，图52）中是头戴皮毛小帽，着翻领窄袖袍服，双手握拳分别击两胸的波斯人。也就是说，四大天王中各有一身来自唐朝之外不同国度或地区的胡人，多数作托物状，应该是暗示了四方各族均来供养的含义。 由于毗沙门天王与于阗地区特殊的关系，在毗沙门天王图中的胡人用于阗国王像来代表，应该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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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晚唐 西方毗楼勒叉天王及其眷属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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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晚唐 西方毗楼勒叉天王及其眷属图线描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图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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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晚唐 南方毗楼博叉天王及其眷属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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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晚唐 南方毗楼博叉天王及其眷属图线描图
法门寺地宫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采自《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图88）
由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舍利宝函是唐朝皇家供养施造的，所以宝函上的佛教图像应该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在法门寺地宫第一枚佛指舍利的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四面上雕刻的四大天王及其眷属图中，在每尊天王的眷属群中，均有一身来自唐朝周边不同民族或政权但均作供养状的胡人，一方面表示了中土大唐与四方胡人均崇奉佛教的含义，四大天王是护佑四方的守护神，各身胡人所代表的民族与地区也为四天王所守护，作为神祇的天王与作为世俗人的各族民众一起共同守护佛教使其长盛不衰，另一方面， 这几幅图像的重要意义在于在造像形式上打破了神与人之间的绝对界限，神祇像不再高高在上，俗人像不再渺小低下，因此这些胡人自然融入到了天王的眷属群当中。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于后唐同光三年 （925）绘制的新样文殊菩萨图中出现的于阗国王像可谓是继承了这种思想的又一产物，将于阗国王替代昆仑奴而成为文殊菩萨的牵狮者，也就是说在 新样文殊造像中，于阗国王进入神祇的世界，成为文殊菩萨的眷属。
由于法门寺四天王银宝函毗沙门天王图的年代比敦煌新样文殊图早了数十年，对此图反映的造像思想的研究，对于研究新样文殊造像的起源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附识：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项目编号：13&ZD08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初稿完成后，蒙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受益匪浅，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1] 张小刚《再论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国王与皇后及公主画像——从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谈起》，《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48—61页；郭俊叶《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65—69页。
[2] 史苇湘撰“于阗国王供养像”词条，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79页。
[3]《图版说明》之施萍亭撰“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敦煌研究》1982年试刊第2期，54—55页。
[4] 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文博》1987年第4期，68—75页；收入同作者《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八章第二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2—256页。
[5] 孙修身《中国新样文殊与日本文殊三尊五尊像之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44—58页；孙修身《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73—91页；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185—199页；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53—164页。
[6] 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4期，2006年，22—30页；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535—556页。
[7] 沙武田《敦煌P.4049“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26—32页。
[8] 姜莉《浅析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产生的渊源》，《美与时代(上半月)》 2010年1期，67—69页。
[9] 陈粟裕《“新样文殊”中的于阗王形象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2期，16—23页。
[10] 许栋、许敏《新样文殊中的于阗王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发现的新样文殊图像为中心》，《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81—91页。
[11] 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文物》1978年第12期，41—46页。
[12] 此窟东壁门上初唐法华经变中也对称出现了骑狮文殊与骑象普贤的图像。
[13] 罗华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尊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153—174页；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46—49页。
[14] 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45—46页。
[15]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82页；姜莉《浅析敦煌新样文殊造像产生的渊源》，68页。
[16]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原刊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79—209页；收录于《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5—37页。
[17]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32—241、247页。
[18]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31》，88页。
[19] 大英博物馆监修《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2卷，东京：讲谈社，1982年，黑白图版Fig.142、Fig.143、Fig.147。
[20]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图版12，378页。俄TK289文殊菩萨版画与俄TK288阿弥陀佛版画均在敦煌藏经洞中出土有大量完全相同的版画，笔者疑其原出自藏经洞，后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不慎混入黑水城出土的藏品之中，亦有可能在西夏前后从敦煌输入黑水城而得以在黑水城保存下来。
[21] 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68—75页；收入同作者《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252—256页。
[22] 郭俊叶《敦煌执扇弥勒菩萨考》，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论坛：2016交融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敦煌：2016年8月19—23日，335—352页。
[2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31》，241页。
[2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31》，228—263页。
[25] ジャン·フランソワ·ジャリージュ、秋山光和监修《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ベリオ·コレクション）第2卷，东京：讲谈社，1995年，黑白图版Fig.36。
[26] 大英博物馆监修《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2卷，黑白图版Fig.151。
[27] 大英博物馆监修《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2卷，黑白图版Fig.148。
[28] 贺世哲撰“第100窟”词条，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65页；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222—223页。
[29] 段文杰撰“第61窟”词条，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63—64页；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226—227页。
[30] 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88—107页；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64、198页；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202—207页。
[31] 沙武田、梁红《莫高窟第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441—456页；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67—169页。
[32] 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版61；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191页。
[33] 大英博物馆监修《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3卷，东京：讲谈社，1984年，彩色图版70。
[34] 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73、74；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198页；罗华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尊像画卷》，169页。
[35]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75页。
[36] 郭俊叶《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80—85页。
[37]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31》，37页；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69页。
[38] ジャン·フランソワ·ジャリージュ、秋山光和监修《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ベリオ·コレクション）第2卷，彩色图版6。
[39]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76页。
[40]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76页。
[41] 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199页；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77页。
[42] 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24。
[43] 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58—170。
[44] 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91；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图79，81页。
[45]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82页。
[46]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71、79页。
[47]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像，均为笔者调查所得。东千佛洞第6窟在《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222—224页）中定为元代修建，我们则认为可能修建于西夏时期。
[48] 台北历史博物馆编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北：历史博物馆，1996年，208—210页。
[49] 甘肃省博物馆、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子午岭区造像塔调查记》，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190—197页；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70页。
[50] 〔南宋〕志盘撰《佛祖统纪》卷43，《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49册，399页。
[51]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60—62页。
[52] 小川裕充、弓场纪知《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五卷）五代·北宋·辽·西夏》，东京：小学馆，1998年，151页。
[53] 孙修身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185、194—195页。
[54]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71、74页。
[55] 郭俊叶《敦煌石窟中的万菩萨图》，《艺术史研究》第17辑，2015年，309—329页。
[56]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71、74—75页。
[57] 张小刚《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311页。
[58] ウィットフィールド《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搜集品）》第3册，东京：讲谈社，1984年，彩色图版57、70。
[59] 陆离《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110—121页。
[60] 霍巍《从于阗到益州：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24—43页。
[61] 中共策勒县委、策勒县人民政府《策勒达玛沟——佛法汇集之地》，香港：大成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34页。
[62] Marylin M. Rhie, “The Fo-kuang ssu: Literary Evidences and Buddhist Images”（《佛光寺文献与图像》），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77, fig. 23；孙修身《中国新样文殊与日本文殊三尊五尊像之比较研究》，46—47页；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66—69页；姜莉《魏晋南北朝至五代文殊菩萨典型造像研究》，上海：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61—62页。
[63] 孙修身《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74页；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故宫学刊》2014年第1期（总第11辑），92—120页。
[64] 冯国定、周乐钦、胡伯祥编《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图4，图5。
[65] 孙修身《中国新样文殊与日本文殊三尊五尊像之比较研究》，49—52页。
[6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249页。
[67] 《北梦琐言逸文》卷四，〔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444—445页。
[68]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二九《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402页。
[69] 〔宋〕欧阳修等撰《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44页。
[70] 此据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250页录文。
[71] 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5—968页。
[72]〔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影印宋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859页。
[73]《旧五代史》卷三二《庄宗纪》、卷一三八《吐蕃传》，436、1840页。
[74] 《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1896页。
[75]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100页。
[76] 荣新江《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112页。
[77] 荣新江《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70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255页。
[78] 此据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257—258页录文。
[79] 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幷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276—279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258页。
[80]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419页。
[81] 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21页。
[82]《新五代史》第1册，144页。
[83]《大正藏》第51册，1109页。
[84]〔日〕释圆仁原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296页。
[85]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253－254页。
[86] 《大正藏》第9册，688页。
[87]〔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73页。
[88] 《大正藏》第19册，349页。
[89]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262页。
[90] 孙修身《四川地区文殊菩萨信仰述论》，84页。
[91] 孙晓岗《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49页。
[92] 刘泽民、李玉明总主编，史景怡分册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年，24—25页；许栋、许敏《新样文殊中的于阗王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发现的新样文殊图像为中心》，83页。
[93] 许栋、王丽、石文嘉《山西寿阳阳摩山石窟东区调查与研究》，《文物春秋》2017年第5期，49页。
[9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上册，274页。
[9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册，150—158、287页。
[9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册，147—152、287页。
[97] 〔日〕松元荣一《敦煌画の研究·图像》第三章第九节，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417—462页；霍巍《从于阗到益州：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24—43页。
[98] 冉万里《古代中韩舍利瘗埋的比较研究——以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215—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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