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灵私服三系剑士宏_剑灵服务端修改教程

清代畿辅诗歌的区域特色及其历史价值

1、剑灵剑士3系宏

——以陶樑《国朝畿辅诗传》为中心的讨论

2、剑灵三系剑士输出宏设置

江合友

3、剑灵灵剑士宏

江合友,1978年生，江西省景德镇人。200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明清诗词、词谱词韵研究等。著有《明清词谱史》《白石簃词稿》等。

摘要：清代畿辅诗歌在数量显著增长的同时，涌现出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优秀诗人，体现量、质齐升的整体发展趋势，真正达到了繁荣昌盛的程度。畿辅诗歌在保持“清刚慷慨”之地域性特色的同时，吸收多种风格质素，形成多样化特征。畿辅重地，地位显要，名臣辈出，润色鸿业，鼓吹教化，是清代畿辅诗歌区域特色的重要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族融合，尤其是满汉融合，开拓诗歌的疆界，获得了新的成就。清代畿辅诗歌可为京津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提供借鉴，作为中华文学发展之重要且典型的区域个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4、剑灵灵剑宏

关键词：清代畿辅诗歌区域特色历史价值

5、剑灵力士三系宏

道光十八年（1838），陶樑（1772—1875）编纂的《国朝畿辅诗传》刊行①，选录顺治三年（1646）至道光十七年（1837）近二百年间畿辅地区的诗歌。作为省级区域的断代总集，《畿辅诗传》规模庞大，征引宏富，无论是存人还是存史，都达到了全面而系统的高度。陶樑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在畿辅为官23年，为人风雅，著有《红豆树馆诗稿》，又交游广泛，《畿辅诗传序》：“樑系官于斯，前后凡二十三载。先是在京师，已与其邑之人士游，至是益习其土风，谙其故事。而邑人士亦多以所藏选本见视。乃始荟萃诸作，録而传之。”[1]（卷首）因此陶樑对畿辅风土人情皆深有体悟，对诗歌文献的搜罗又不遗余力，《畿辅诗传》选域宽广，细大不捐，兼综各家，名家则多录诗作，小家亦酌录备存。不仅如此，陶樑还以小传、诗话的形式，补充材料，评品诗艺，不常见的材料所在多有，《畿辅诗传序》：“复为小传、诗话，以综其事，多者不敢滥，僻者不敢遗。”[1]（卷首）通观此书，则清代畿辅诗歌的整体面貌可一览无余，其区域特色亦可作初步探讨。在清代畿辅诗歌文献尚未有系统蒐辑整理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有其意义。目前所见清朝断代诗史的叙述，均以南方诗歌为主体，固然较为客观体现了诗史发展的区域分布特点，但对地方区域的描述或付阙如，或语焉不详，诗史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多少有所不足。这种情况也与区域性诗歌文献体量过大，收藏分散，且未经整理有很大的关系。本文拟以《畿辅诗传》为中心，结合其他畿辅诗歌材料，综论畿辅诗歌的区域特色，并阐发其历史价值，于清代诗史的研究不无小补②。

6、免费剑灵宏

展开全文

7、剑灵用宏提升多少输出

（陶樑像）

8、剑灵灵剑士第三系鬼剑宏

一

9、剑灵用什么宏软件好

清代畿辅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量的增长，诗人和作品数量远超前代，呈现繁荣景象。据《畿辅诗传凡例》，“兹选自顺治丙戌，迄道光丁酉，共得八百七十五家，汇成六十卷”[1]（卷首），《畿辅诗传》收录诗人875家，除征引总集、目录等文献110余种之外，另搜集到畿辅地区诗歌别集500多种，数量颇为可观。与此同时，清代畿辅地区的著述同样呈现繁荣景象，据《民国河北通志稿》，在《文献志》“艺文”部分，明代为一卷，而清代则有四卷之多，粗略估算，清代畿辅地区的著述数量是明代的4倍之多[2]（P2085）。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序》搜罗著录清代畿辅十一府六州文献4188种[3]（卷首），作者1877人，正是得益于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清代畿辅地区的诗歌创作走向繁荣。

明、清两代皆定鼎北京，国祚皆长达二百余年，因此进行数量比较有一定的参照意义③。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序》：“明贤蔚起，或生自土著，或徙自他方，依光日月，彪彪炳炳，代不乏人。”[4]（卷首）但从文学家的产出而言，明代畿辅显的寥落沉寂。以已出诸断代总集而论，明、清两代诗歌总集尚无消息，但词总集已出了不少，因为词人大多是诗人，可体现大致情况。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而论，北直隶词人共28人，而且没有优秀词人。而清代情况要乐观的多，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摄影》统计确知籍贯的词人4237人，占籍直隶58名，满洲58名，顺天府10名，总计126人，这个数字与《全清词钞》入选数量大致相符；《全清词顺康卷》收录直隶籍22人，准此而论，清代直隶籍词人当在100人以上，而且不乏梁清标、舒位、边浴礼等具有一定影响的词人。这与著述总量的估算情况较为一致，即清代畿辅地区著述总量是明代的4倍。正如谢永芳所论，“单就明代而言，北直文学家至少是北直词人对于有明一代文化的贡献，显然是与其地所处的文化次核心地位不相符的”[5]。而清代畿辅地区的文学家虽无法媲美江南文化核心区，但总体而言与其文化次核心地位是相称的，《畿辅诗传凡例》所言不虚：“声音之道与政通，教化之行自近始，畿辅为首善之区，我朝定鼎以来，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文治聿兴，人才蔚起。和其声以鸣盛者，指不胜屈。”[1]（卷首）陶樑等搜罗200年间畿辅诗人875名，别集500余种，从时间上仅占清代的3/4。按可比计算，晚清畿辅诗人当不少于220名，别集100余种，那么清代畿辅诗人约有1100人，诗歌别集超过600种，这个数量和规模当然无愧于清代畿辅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另外，还有一部丛书可做参照，王灏所编《畿辅丛书》收书185种，明代约20种，清代著作超过100种。而王灏光绪六年（1880）即已去世，晚清31年间的畿辅著作没有涉及，明、清两代入选数量比更达到5倍以上。因此从数量来说，清代畿辅诗歌较之明代有显著增长，更远超此前更早的畿辅地区。

10、剑灵三系剑士输出宏

张宏生师论及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达到空前程度时说：“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多并不等于好。但相当的数量必然表现出一定的质量，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6]（P2）量的增长同时伴随质的提升，清代畿辅地区出现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如申涵光、梁清标、边连宝、翁方纲、纪昀、戈涛、朱筠、朱珪兄弟、舒位、张之洞、史梦兰等。而明代畿辅诗坛，仅有李延兴、石珤、杨继盛、刘乾、赵南星等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而且难以拿到全国层面去说，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分量不重。相比之下清代畿辅诗坛就堪称成就辉煌，体现畿辅地域的诗人旺盛的创造力和优秀的诗艺水平。以清初而论，申涵光是河朔遗民诗群的“巨擘”，为“顾炎武、傅山一系南北沟通的名家”[7]（P313）。畿辅诗歌以乾隆朝最为辉煌，陶樑《红豆树馆诗话》：“乾隆中畿辅前辈以宏奬风流为已任，首推朱文正、纪文达两相国，而覃溪先生鼎峙其间，几欲狎主齐盟，互执牛耳，通籍以后，屡持文柄，英才硕彦识拔无遗厥，后多以文名。”[1]（卷39）描述朱珪、纪昀、翁方纲在当时诗坛鼎足而三，互执牛耳的盛况。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表彰纪昀：“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1]（卷42）至清代后期，仍有舒位、张之洞、史梦兰、边浴礼等诗人，享誉一时。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赞许舒位“如此高材胜高第，头衔追赠薄三唐”[8]（P520），谭献《重刻瓶水斋诗集序》亦称许其“天才亮特”、“诗篇雄俊”[9](P814)。清代畿辅地区诗歌在数量显著增长的同时，涌现出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优秀诗人，体现量、质齐升的整体发展趋势，真正达到了繁荣昌盛的程度。在经历了明代200余年的低谷期之后，清代畿辅成为全国诗歌发展的核心区之一，并在乾隆朝一度达到巅峰状态，无愧于其政治文化首善之区的地位。诚如王树楠《大清畿辅先哲传》所云：“二百数十年来，畿辅人才之众几甲天下。”[10]（P69）

（《国朝畿辅诗传》）

二

清代畿辅诗歌在保持“清刚慷慨”之地域性特质的同时，吸收多种风格质素，形成多样化特征，既有区域性特色，又容纳综合性的风格。

出于地理、气候等因素，畿辅诗人性格开朗豪爽，这一点在诗歌中得到了反复的表达。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比较南北方的文学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崎，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崎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河朔一般泛指黄河以北的区域，《宋史·地理志》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平夷无险阻。”其实最能代表河朔的还是畿辅地区。中唐时期范阳人（今北京房山）贾岛是著名的苦吟诗人，精于雕琢，喜写凄苦枯寂之意境，自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他也写有《剑客》这样刚劲的作品：“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这是典型的畿辅诗歌的作风。清初畿辅地区出现过一个诗歌流派，叫做河朔诗派，其代表性的总体特征是“清刚”。诗派领袖申涵光在《畿辅先贤诗序》中说：“盖畿辅山川雄广，士生其间，多伉爽大义，无幽滞纤秾之习，故其音闳以肆，沉郁而悲凉，气使然也。”他自己的诗歌就是如此，《送赵秋水入都》：“人生感意气，杀身为知音。”《咏古》：“壮士不为金，感君重士心。”沈兆澐《蓬山诗存序》：“燕赵山川雄广，士生其间，多伉爽，明大义，无幽涩秾纎之习。故其音宏以肆，沈郁而悲凉，地使然也。我朝文治聿兴，英才蔚起，申涵光、杨思圣开河朔之派，一时如殷岳、张盖、刘逢源、刘湛，才力无不相埒。”[3]（卷32）但即便是河朔诗派宗主申涵光，亦“有着情韵美追求”，“在较为奇拔的群体风尚间，他表现较为淡逸”[7]（P316）。陶樑《畿辅诗传凡例》：“申凫盟诗以少陵为宗，而出入高、岑、王、孟之间。”[1]（卷首）如《春游》：“出门池水净，纤鳞乱碧空。溪柳鸣布谷，满路迎飞虫。散行无定步，时入麦畦中。桃梨间绯素，因嗟造化工。”清丽恬淡，确乎接近与王、孟的田园诗风。又如任丘边连宝，其诗学韩、孟，戈涛《随园诗草序》说“纵横排奡，不可方物”[1]（卷34），具“刚果之气”是其诗的主要特点，但同时晚年所作又“冲夷淡寂”，《僻地》：“僻地人烟少，萧晨物象清。天空孤鸟没，日落远山明。”在主体风格中容纳别样的趣味。

清代畿辅地区崇尚理学的风气很盛，出现过孙奇逢、颜元、李塨这样的大儒，因此“合程、朱、李、杜为一身”（申涵光《马旻徕诗引》）是畿辅诗人的追求之一。理学对诗歌的影响，一方面会导致如赵湛《省心吟》“百行此其源，立身首孝弟”之类质木无味的诗作；另一方面影响诗歌的政治趣味，过分强调修身养性，可能会缺少气节，刘世南甚至这认为理学会“腐蚀思想”，使人成为“奴儒”[11](P11)。但这只是明显可见的表现，更深层次的影响是诗人心态，相对于江南士子的温柔才情、婉转多姿，畿辅诗人更重学问，尚雅正，思想趋向于保守，甚至于把诗写得呆滞，毫无灵动之感。容城孙奇逢是清初畿辅理学大家，所作诗正如陶樑所评：“征君诗多，朴实说理，而品学卓越，如岱顶苍松，岂屑与吟风弄月之辈较短长乎？”[1]（卷9）如《秉烛吟》即是议论之体：“乾坤原易简，阴阳自偶奇。时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古来贤达人，别是一须眉。秉烛光几何，勉勉有前师。”大兴翁方纲提倡肌理说，善于写学问诗，“几于言言征实”（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似诗非诗，似文非文”（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一），是诗中别体。陶樑《红豆树馆诗话》则从正面评价说：“征文考典几于无一字无来歴，而雄杰之气、峭拔之笔相辅以行，摆脱町畦，别开奥窔，神韵、风格、性灵诸说皆不足以囿之，匪独为畿辅诗人一大宗，实近日文章家所未有也。”[1]（卷39）在学者眼中，翁方纲这种诗风是有其独特的价值的，缪荃孙《重刻复初斋诗集序》说翁方纲诗“可以见学力之富，不必随园之纤佻，船山之轻肆，而后谓之性情也。”比之袁枚、张问陶这样倍受肯定的纯文学诗人，翁诗有其特点。学问、思致也是人的性情，畿辅诗歌在这一点上与浙派诗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色。

畿辅诗人也崇尚性灵之诗，对于山水之美、隐逸情趣有着独到的书写。如献县纪昀《富春至严陵山水甚佳》其二：“浓似春云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坐，翠色随人欲上船。”清新灵动，以拟人手法写空翠逼人之感，生动而令人如身临其境。献县戈涛《坳堂诗集》中山水诗犹多，“所作格律峻整、气力磅礴”[1]（卷38），对畿辅地域风光的描写尤有特色，既有雄壮之音，《过正定》：“涿鹿风云气，常山虎豹形。邦几拱千里，锁钥壮重扄。”又有清新之趣，《赵州道中》：“緑芜斜径带裠腰，麦陇烟深雊雉骄。山色浴蓝初过雨，柳阴披幄乍闻蜩。”大兴舒位倾心于袁枚的性灵诗说，幕游南方，有轻灵之作，如《施秉道中》：“栀子花开四面风，山坳蝴蝶草根虫。无人解赠同心者，乱插红藤笠子中。”但畿辅的基因使他在性灵派中有所创获，陈文述《舒铁云传》说他“以奇博创获，横绝一时。”如《再赠陈髯》“手弄梅花过岁寒”，正悠然写来，后面却斗转为“半世雄心磨剑具，一等老眼借书看。登临山水年年别，嫁女昏男事事难”这样矫健的风格。故舒位有性灵派的纤巧之美，同时又有横绝之态，谭献《瓶水斋诗集跋》说他“求之高、岑、欧、梅且变化”，龚自珍《己亥杂诗》专门赞美他“郁怒清深两擅场”，是乾嘉之际诗坛的巨匠。张爱玲的祖父丰润张佩纶，既有慷慨的诗作，如《孝达前辈致海南香、雷州葛》：“惊雷飞雹起无端，五月披裘怯夜阑。独有故人知傲骨，葛衣能敌九边寒。”又有写文人雅趣的清新之作，如《晚春》：“市尘知避俗，兀坐玩春深。火烬茶香细，书横竹个阴。惜花生佛意，听雨养诗心。傲吏非真寂，虚空喜足音。”

对于边塞诗这一传统题材，畿辅诗人既有承继传统的慷慨苍凉之作，也以各自的才性写出新颖的境界，体现畿辅诗人的创造性。边塞诗的作者大多有着谪戍或游历边塞的经验，因此写来生气淋漓。蔚州魏象枢《雁门关述所见》“边气春犹劲，关门草未生。荒陂存汉朝，古塞系羊城。径曲随人转，山高觉马轻”诸句，古边塞的荒寒高阔生动可感。长垣郜焕元《赠李将军戍楚》“射虎未闻封李广，雕虫犹复困扬雄。千群代马悲笳里，独戍江湖险塞中”，对友人困顿的军旅生涯深表同情，慷慨激昂。纪昀之子纪汝佶《老将》“但使三边停遣戍，何妨百战未封侯。沾袍热血腥还在，报国雄心病岂休”，写尽久经沙场老将的爱国豪情。天津沈峻的边塞诗则写出讽刺之意和劳生之叹，《抵通化作》对朝廷拓边政策有所反思，感慨深沉：“寻河直到大荒流，禹画何曾尽九州。瀚海几程常载水，龙沙四月尚披裘。山围戍卒羁臣梦，城拥风戈露雉秋。圣世筹边逾汉代，漫教定远觅封侯。”《平番道中》含蓄道出戍边的酸辛之感：“褰帷向日绝风埃，无数遥山扑面来。小市几家还筑堡，戍楼数里又逢台。松林背岭深无路，水碓冲波殷若雷。撩乱春愁向春问，梨花何事避人开。”上举数例以继承边塞诗传统为主，而纪昀《乌鲁木齐杂诗》160首、卢龙薛国琮《伊江杂咏》120首则以谪戍新疆的经历，写出清代疆域意识下的新边塞诗。首先是改变如唐代岑参那样作意好奇、渲染边塞苦寒的写法，而是注重表现新疆的风土民情，以歌诵王化之立场，赞美丰饶物产和民族和睦。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序》：“今亲履边塞，纂缀见闻，俾寰海内外咸知圣天子威德郅隆。开辟绝徼，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12]（P595）如纪昀写土产青盐“分明青玉净无瑕”，薛国琮写阿克苏红盐“煮海何须循旧法，山前片片簇桃花”[13]（P105）。其次是对边疆历史、舆地进行考察，以学者的严谨细致书写新疆的风物。钱大昕《乌鲁木齐杂诗跋》：“他日采风谣、志舆地者，将于斯乎征信。夫岂与寻常牵缀土风者，同日而道哉？”[12]（P610-611）因此纪昀在诗后均有自注，补充相关信息，多有踏勘考证之语，如“北庭故堞人犹识，赖有残碑记大唐”注：“后得唐《金满县碑》，乃知唐北庭都护府城。”[12]（P657）薛国琮《伊江杂咏》亦每诗皆注，征引典籍甚多，如《北户录》、《西征录》、《西域记》、《北史》、《汉书》等。

清代的畿辅地区，地近京师，诗人们与诗坛的主流互动更加深入，或者说畿辅诗人本身就是诗坛主流的一份子。畿辅诗歌的艺术视野更为宽阔，风格也趋于多样化，既保持慷慨清刚的区域特色，又容纳综合性的风格；淡逸、轻灵、质实、沉郁，都在畿辅诗歌的涵盖之内；性灵之诗、学问之诗，亦所在多有；在传统诗歌题材的写作方面，既能以传统风格记事抒情，又能有所创造，加入新的因素。

三

清代畿辅地区处于政治中心，在空间上接受王化更为直接，地位显要，名臣辈出，润色鸿业，鼓吹教化，是畿辅诗歌区域特色的重要方面。陶樑《畿辅诗传序》：“畿辅为辇毂近地，……而以仰承至意，鼓吹休明者，尤非他省可企及。”又说：“近畿渥被皇泽，承宣懿微，有如《周南》、《召南》，及汉家三辅者然。”[1]（卷首）他将保定高阳县人李霨置于卷一，独占一卷，可见重视，《畿辅诗传凡例》：“高阳相国勋业巍然，泽州陈廷敬谓其诗遭际盛时，有雍容太平之象，允宜冠冕群贤，列于卷首。其同时从龙之彦，科目系在前朝，诠次较后，以示区别。”[1]（卷首）这当然与陶樑的官僚立场和价值取向有关，以李霨官至东阁大学士，列在卷首，为清初畿辅诗人之冠。但同时他也揭示了清代畿辅诗歌的重要内容是应制，是润色鸿业，表达对朝廷的拥戴感激，“非他省可企及”。陶樑《红豆树馆诗话》：“国朝定鼎之初，北方实多贤辅，而文章彪炳，开一代风气之先者，首推坦园相国。盖承其父文敏公国橧遗训，黼黻升平，殚心献替，不动声色，勋业伟然。今读《坦园集》，六代三唐，合炉而治，联珠缀玉，蔚为盛世元音，以视唐之燕、许，宋之杨、刘，洵足方轨齐轸，故著录较多，为是集冠冕焉。”[1]（卷1）《畿辅诗传》首选李霨《耕田恭纪》十首，即典型的歌颂鼓吹之作，诗小序：“顺治十一年仲春，肇举耕耤之礼，霨叨侍从，获睹盛典，赋诗十章，俾击壤者讴焉。”李棠《心远堂集序》：“观先生应制诸篇，以及唱酬题咏之作，宏音亮节，具有殷然忠爱、蔼然敦厚之思。固宜其藻焕皇猷，谟训同垂也。”[1]（卷1）说明表达政治认同的诗歌，在当时受到很大程度上的认可，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畿辅诗人在这方面的用力甚勤。纪昀对李霨这类创作深表认同，《心远堂集提要》：“遭际盛时，故其诗有雍容太平之象，古人所谓台阁文章者，盖若是矣。”[14]（P2528）

歌功颂德，或许是清朝身居高位的文人都有的创作内容，但畿辅诗人似乎显得尤为突出，体现出作为京师外围的文士，对王化的感受最为直接，更为容易表露出臣服的心态。清初畿辅名臣辈出，畿辅文人对满清政府接受起来十分迅速，较少江南士子坚持“夷夏之防”的决绝和沉痛，很快参与到新政权的建设当中去。如李霨为顺、康两朝重臣，其父李国橧在明朝官至大学士；傅维鳞顺治间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保，而灵寿傅氏在明代久沐皇恩，傅承问、傅铤、傅永淳皆官居要职；父亲明太仆寺丞申佳胤在甲申之变殉国死难，申涵光只恨李自成，而在《辞辟举书》说自己在清朝“实受再造”；梁清标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在顺治元年（1644）即接受编修之职，官至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魏裔介的祖父魏纯粹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他在顺治三年（1647）中进士后，成为清初名相，在康熙朝官至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再从创作来看，梁清标诗作《蕉林诗集》，《四库提要》评价：“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讽刺之言。及入本朝以后，则沨沨乎春容之音矣。”[14]（P2519）感情基调有如此的反差，集中应制鼓吹之作不少，魏裔介《蕉林诗集序》：“应制记事，陈大雅德音之辞。”[1]（卷6）魏裔介本人亦复不少这类诗作，《秋猎南苑》写出作为文臣扈从出猎而洋洋自得的心态：“玉靶雕弓斜控鞍，箭如鸱叫万人欢。儒臣后骑承恩宠，指点黄羊亲与看。”

再看乾隆朝畿辅诗歌三大巨子朱珪、纪昀、翁方纲，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其润色鼓吹之作仍然占据了重要位置。陶樑毫不讳言，《畿辅诗传凡例》：“近日如朱文正、纪文达、翁覃溪三公诗集，高文典册，足以鼓吹休明，久称燕许大手笔，窃恐同时馆阁诸公未易齐驱并驾也。”[1]（卷首）把善于“鼓吹休明”作为三人诗歌优点来夸赞，并以为同时馆阁都比不上。沈兆澐《蓬山诗存序》则以赞叹的口气说：“朱文正、纪文达、翁覃溪三公，鼓吹休明，洋洋乎大观矣”[3]（卷32）从清初畿辅名臣善于歌功颂德，到乾隆诗坛名家也善于鼓吹休明，可以看到畿辅诗歌这一区域特色的继承脉络，即从畿辅士人政治臣服心态出发歌颂朝廷。朱珪的这类创作，陶樑《红豆树馆诗话》：“《知足斋集》中应制诸作，摛华掞藻，实大声宏，沨沨乎朱弦清庙之音。”[1]（卷37）又如纪昀，其《纪文达公遗集》收入诗歌16卷，前四卷为“恭和圣制”，卷五为“丙子春帖子、二巡江浙恭纪”、卷六为“西域入朝、大阅礼成恭纪”、卷七为御试土尔扈特归顺，卷七为千叟宴。卷九到卷十三为题赠诗、交游、吊古抒情等，卷十四为乌鲁木齐杂诗。卷十五、十六为馆课存稿。与润色鸿业直接相关的诗占了7卷之多，占总数约44%。虽然这与纪昀是文学侍臣有关，但与其他区域尤其是江南文人相比，其比重之大是很突出的。纪昀即便在写《乌鲁木齐杂诗》之时，仍把“鼓吹休明”看成是自己的职责，《序》：“昔柳宗元有言：‘思报国恩，惟有文章。’余虽罪废之余，尝叨预承明之著作，歌咏休明，乃其旧职。”[12]（P595）出于对朝廷的政治情感认同，文士以诗歌的方式讴歌朝政，表达忠君报国的情怀，纪昀这一表述有相当的代表性。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提到纪昀的“应制之作”为“词苑所宗”[1]（卷42），作为乾隆朝畿辅诗人才、学之表率，其诗作不仅是畿辅区域特色的集中体现，也必然会带动其他士子的类似创作。

四

清代畿辅诗风的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民族融合，尤其是满汉融合，开拓了诗歌的疆界，获得新的成就。

清廷定鼎北京，大量的旗籍文人常驻京师及周边，他们的汉语诗歌创作为畿辅地域的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陶樑《畿辅诗传凡例》：“八旗分驻京师，氏族则肇自沈阳，流长源远，前见《熙朝雅颂集》，搜罗宏富，选择精严，几于无体不备，无美不收，洵足萃长白之宏文，标盛京之杰作。迄今人材益盛，诗集日增，必有重编续集，以昭一道同风之治者，故非是集所能方驾，而亦不废并存耳。”[1]（卷首）这是就选录诗歌的标准而论，侧重籍贯渊源。史梦兰则认为：“《畿辅诗传》不收旗籍，亦以八旗分驻京畿，不归州县统辖。”[13]（卷首）这又是从行政管辖的角度来说。清朝长期实行旗、民分居的制度，旗籍文人集中居住在畿辅区域之内，但地方对他们没有管辖权。但从文学发生、发展的实际空间场域来看，聚居在畿辅的旗籍文人的创作与长白、盛京无关，是否具有行政管辖权与文学的产生空间也无关。故考察清代畿辅诗歌的历史发展，不能把长期居住在畿辅旗人排除出去，割裂旗、汉，从而导致对畿辅汉语诗歌创作的客观历史情况认识片面的问题，甚至对满、汉融合这一诗歌区域发展的新特点视而不见。梅成栋编《津门诗钞》专门考虑到流寓、寓贤的问题，并予以收录，《津门诗钞凡例》：“集中终册有流寓、寓贤，及附见职官数卷，非借才于异地，或因其人之子孙已占籍津门，或其诗有关于吾乡名胜、古迹、物产、风俗、或与吾乡名士、大夫赠答酬唱之作，或其人之功德惠政有洽此邦。存其诗，怀其人，以志甘棠之爱。”[15]（卷首）这一处理方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区域诗歌发展的历史状貌，旗籍文人长期甚至终身都在畿辅地区生活，与该区域血脉相连，其关系较之流寓、寓贤更为紧密。

在畿辅地域发生的汉诗创作，旗人不仅甚为活跃，而且取得了客观的成就，说明旗人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并达到较高水准，形成了可观的规模。铁保《白山诗介凡例》：“本朝满洲、蒙古、汉军，既系从龙之彦，更生首善之区，名作如林，岂容缺略？”[16]（P2）虽以“白山”为诗歌总集的地名，但从“更生首善之区”来看，《白山诗介》所收诗人多与畿辅地区有关系。嘉庆九年（1804），仍由铁保领衔编纂，在《白山诗介》基础上扩充而成的《钦定熙朝雅颂集》刊行，收录清初自嘉庆初年585位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旗人7700余首诗作，首次较为全面反映了旗人诗歌创作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熙朝雅颂集》是旗籍文人和畿辅文士通力合作编成的，由满洲正黄旗人铁保领衔，实际出力的是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参与的畿辅文士是纪昀和朱珪。纪昀和铁保还合作编纂了《钦定八旗通志》，交往密切；朱珪、翁方纲都为法式善《清秘述闻》作《科名故实二书序》，相互间诗歌交游甚为频繁。畿辅文士与旗籍文人的文化互动，对八旗诗歌文献的保存和发扬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和促进了诗歌创作。

旗籍诗人中的佼佼者铁保和法式善的诗歌活动时间，恰与畿辅诗歌发展的高峰期相互交叠，二人又与畿辅诗歌巨子朱珪、纪昀、翁方纲交往频繁，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嘉庆帝《熙朝雅颂集序》：“夫开创之时，武功赫奕。守成之世，文教振兴。虽吟咏词章，非本朝之所尚，而发抒心志，亦盛世之应存。”[17](P4)旗人接受汉化，积累到乾嘉时期到达一个高点，正如王学泰所言“体现了旗人文化的进步和满汉人民相处的和谐”，《雅颂集》的编刊，“是满族上层和文士公开融合于汉文化之中的标志”[18]。旗人汉化氛围日渐高涨的情况下，出现优秀的旗籍诗人，有其必然性。满清政权由开创期（顺康）进展到守成期（乾嘉），畿辅作为首善之区的地位也随之稳定，畿辅文士中的优秀分子朱珪、纪昀、翁方纲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都官至内阁学士，凭借这种地位，提携后进，成为诗坛的焦点人物。同在畿辅诗坛活动的汉族诗人和旗籍诗人因而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交流对话，从而构建了乾嘉畿辅诗歌民族融合的诗史新景象。

从早期宗室诗人吟咏政治失势后凄凉的感怀，到乾嘉间充分汉化之后形成自己风格的铁保和法式善的诗歌，畿辅地区的旗籍诗人为畿辅诗歌的丰富性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色彩。铁保倡举写真景实情，写出诚恳自然的诗歌，往往即事抒怀，慷慨沉郁，《抒怀》其二“华发萧骚事远游，万三千里此淹留”，把贬谪之悲写的豪阔动荡。铁保的“真”，还带有马上民族的风习，剽悍直接，《塞上曲》：“陌上健儿同牧马，一声齐唱大头刀。”法士善则与铁保不同，他既有馆阁的闲雅做派，又具神韵诗派的清幽之美，体现出承平日久，充分汉化后旗人风流自赏的特点，从文本上来看几乎与汉人的诗歌没有区别。得益于满汉融合的氛围，当晚清畿辅诗坛充满着末世哀音，旗籍诗人也以自己的人生悲歌参与进来，如奕志、奕澴等多写愁苦之音。而满洲镶蓝旗才女顾春，其《天游阁集》中在丈夫奕绘去世后写的自伤身世诸诗，字字血泪，感人至深，允为畿辅女性诗歌之冠冕，为中国女性诗歌史增加了难得的精品。

五

上述论断当然不足以概括清代畿辅诗歌区域特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清代畿辅诗歌文献有待于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文本也需要更为细致的解读，才能认识的更为深透。总起说来，清代畿辅诗歌的历史价值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清代畿辅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其中的优秀诗作，凝聚着创造性的智慧和才华，需要我们去发掘和表出，以纠补目前对于清代诗史区域性认识偏颇乃至错误的方面。陶樑《畿辅诗传凡例》：“历观诸家选本，往往详于南而略于北，不知诗人何地，蔑有兹集所收。……天之生才，不以地限，操觚之士，未暇遍观，先存轩轾之见。岂通论乎？”[1]（卷首）清代诗歌选家“详于南而略于北”由来已久，有江南诗歌艺术价值整体上较高的因素，但也有北方诗歌文献整理和研究相对滞后的因素。略举一例，如清初畿辅诗歌一般都论到申涵光，极少有人提到巨鹿杨思圣，《畿辅诗传凡例》说：“杨犹龙才力亦足相埒，入蜀后诗尤为波澜老成，于南施北宋外别树一帜。”这是很高的评价，把杨思圣提到与清初主流诗人相比较的层次去说。又《红豆树馆诗话》：“《且亭集》“近体多于古体，五律尤多于七律。申涵光称其俊音亮节，上宗老杜，近比信阳；王企埥称其寄托深远，一往豪迈，皆非溢美。”[1]（卷4）如《入栈纪行》其八：“男儿生不偶，辛苦远行游。蜀道连天堑，山川阻且修。登车抗前旌，慷慨弹蒯缑。功名既有分，亦不为封侯。所悲同众人，白首老园丘。浩歌怀古烈，马嘶风飕飕。谁能乞世怜，永为高士羞。”有顿挫悲壮之境，而声音浏亮俊朗，声情一体。类似的在艺术上有造诣却被埋没的清代畿辅诗人还有很多，有待我们去发现。

其次，历史是一面镜子，深刻理解清代畿辅诗歌的区域特色，有利于今天京津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如何扬长避短，既不丢掉地域性的优秀传统，又能与新时代共同进步，体现时代脉搏的律动，或许从中能找到有价值的参照。王长华指出，宋代以后燕赵地区文学的发展面对三大文化转型：“黄河文化的衰落与长江文化的崛起、传统的燕赵文化向近世的京畿文化转型、唐宋文化的转型。”[19]（P6）具体说来，经由金元明清四朝近千年的经营，传统燕赵文化已经完成了向近世京畿文化的转型，转型的过程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今天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借鉴。比如元代大都文化圈在通俗文化上保持着领先地位，而明代北直隶地区200余年时间诗歌创作成绩全面落后于南方，有什么教训可以汲取？清代畿辅诗歌在大致重合的区域发展，真正取得了文化次核心地位，在长江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下保证了畿辅诗歌区域的有效增长，有什么经验可以参照？

最后，清代畿辅诗歌作为中华文学发展之重要且典型的区域个案，其中所蕴含的重要历史价值，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张国星指出：“中华文明是‘满天星斗，百川归海’。中华文化以及作为其重要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自来就是多民族、多源文化—文学在交汇中交流，在交流中达成交融的历史。”[20]清代是非汉族政权统治时期，文化落后民族成为政权主人，满族所代表的游牧文化在碰撞中与汉族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相融合。由于旗人居住空间上集中于畿辅地区，因此这一地区的文化碰撞和融合进程更加集中和典型。以诗歌来说，清朝前期的统治者提倡旗人尚武，抑制旗人从事汉语诗歌写作，但最终文化融合的潮流取得胜利，旗人汉诗写作蔚为大观，以《熙朝雅颂集》的编成为标志。严迪昌说：“八旗诗风炽盛，从文化现象言，当然是满汉融汇的佳事，对华夏整体文化的演进，显然是积极的推促。”[7](P845)中华文化就是在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下最终凝聚而成的，朱万曙认为：“民族之间的战争、政权之间的更替，往往激发文学家的创作激情，带来文学创作的新貌，其间往往折射着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21]清代畿辅诗歌的区域特色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畿辅空间中各民族如何参与汉诗写作，共同酝酿畿辅诗歌的新面貌，其历史细节必定是多姿多彩的，其运作机制也是复杂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准确揭示出其中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关于《畿辅诗传》的编者，略有争议。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十三将此书著录于高继珩名下，并有按语：“世传是书为长洲陶樑所辑考，《听松庐诗话》云：‘寄泉穷二十余年之力著《畿辅诗传》。……郭效程《蜨阶外史题辞》有云‘名山柱下遍搜罗’，自注：时先生辑《畿辅诗传》凡八百家。’……是此书原本为继珩所辑，凿凿可据。陶樑作是书，《凡例》谓‘崔明府旭、高孝廉继珩家有旧本，因各出所藏互相考证’。又言‘自顺治丙戌迄道光丁酉，共得八百七十五家，汇成六十卷’。据此，则其采集人数，与郭效程所见相同。是其书为继珩所著，而陶樑又增益之者也。乃陶樑《凡例》仅附继珩于校雠之例，未免攘人之美，故特著之。”案：《畿辅诗传》除《凡例》有说明，各卷亦署名负责校勘者，其中卷5、11、17、23、29、35、41、59等署“宝坻高继珩寄泉校”。按地方总集编辑常见情况，陶樑官位最显，是组织者和主要出资人，从书中90余条《红豆树馆诗话》来看，其参与度很高。由高继珩、崔旭、边浴礼、汪喜孙、吴长卿、梅成栋等具体负责各卷的编校工作，当无疑义。至于“旧本”，当指崔旭、高继珩已进行了部分搜访采辑工作，陶樑亦有部分搜访所得。至于编辑成书，是将各自“旧本”互相考证，由陶樑统一全书体例，又得益于陶樑的影响力，充实了编者队伍，如梅成栋的加入，有利于天津府诗人的编录。《书征》仅据郭效程《题辞》孤证，即判定《诗传》全书为高继珩所著，未免武断。

②需要说明的是，《畿辅诗传》未选录道光十七年之后的诗歌，故本文对晚清70余年的畿辅诗歌较少涉及。

③以国祚而论，明代276年，清代267年，明代略长。如考虑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2月迁都北京，则明代北直隶作为畿辅地区的时间较之清代要少约44年。

参考文献：

[1]陶樑. 国朝畿辅诗传[M]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2]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 民国河北通志稿[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3]徐世昌. 大清畿辅书征[M]民国间天津徐世昌铅印本.

[4]孙承泽. 畿辅人物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5]谢永芳. 区域观照与明词研究——以明代北直隶词人为例[J] 词学，第21辑，2009年.

[6]张宏生. 清代词学的建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7]严迪昌. 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8]龚自珍. 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9]舒位. 瓶水斋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0]徐世昌. 大清畿辅先哲传[M]台北：明文书局影印本，1985.

[11]刘世南. 清诗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2]纪昀. 纪晓岚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13]史梦兰. 永平诗存[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14]纪昀，陆锡熊.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5]梅成栋. 津门诗钞[M]清道光四年刻本.

[16]李雅超. 白山诗词[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17]铁保. 熙朝雅颂集[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18]王学泰. 《钦定熙朝雅颂集》和旗人的诗歌创作[J]文学遗产，1992（5）.

[19]王长华. 河北文学通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0]张国星. 中华文学：满天星斗、百川归海的历史品格[J]文学遗产，2015（4）.

[21]朱万曙. 观念转变与“中华文学”的建构[J] 文学遗产，2015（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千年来畿辅文化形态与文学研究”（编号：12&ZD165）。

注：本文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江合友老师授权发布。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目录、校雠、版本等文献学相关文章，古籍类新书介绍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email protected]。如已在其他公众号发布，请加标注。因无经费来源，暂不支付稿费。感谢您的支持！